第34章污染也是交易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羊薇薇這番反駁的厲害之處，絕大多數國內的看客肯定是看不出其意境和精要所在。

這并不是國內的讀書人能力不行，而是因為國人早就習慣了逆來順受各種苛捐雜稅。

華夏的稅收，是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傳統的，畢竟這是單一制國家，而且發展很不平衡，也確實需要這種制度。

中央從富庶省份的分稅制抽成中拿來錢，然后去建設落后省份、到大西南扶貧、到大西北搞大開發。所有人都覺得這很正常，東南沿海富庶省份的人民也沒覺得自己被剝削奴役了。

可是這種情況，在絕大多數的資本注意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在聯邦制的國家，大家理所當然覺得本州人民交的錢，當然應該花在建設本州上。

在華夏，一個滬江人納的稅可能被轉移支付去滇黔扶貧了。但是在米國，要是一個紐約州的人納的稅（聯邦所得稅除外）被拿去救濟阿肯色窮逼了，那絕對是要引起鬧獨立的重大問題——“你州”阿肯色人就是餓死，關“我州”紐約老爺什么屁事？

就拿后世2017年華夏討論得很熱的“物業稅”（房地產稅）。華夏人大多只關注這玩意兒如何征、如何定免征額、如何控制房價（事實上大多數窮人就把物業稅當成打壓房價的手段了），卻很少關心征來的錢該花到哪兒。

這玩意兒，在200年前的米國就玩過了，也一直在玩，只是米國政府從200年前就漸漸發現聯邦收這個稅會被強烈反抗，放棄了。交給州收，后來州政府收也被各種抗議，只好繼續下放到縣。一直到如今，米國的物業稅還是市縣一級在收。

究其原因，就是每個米國人腦子里都有一根弦：收物業稅可以，但“我的土地、房子”收來的物業稅，必須用于“維護我的房子周邊的基礎設施、為我的房子提供區位價值增值”。

換句話說，哪怕今天布魯克林區的人交的物業稅，被拿去修一條皇后區的地鐵，只跨了一個區，導致皇后區一些沿線房子增值了，那布魯克林人也是肯定要把紐約市長掀下去坐牢的。

（注：這里只是用國人能夠理解的模式舉例，實際上在米國地鐵修通并不是導致房地產增值的因素，反而是導致房子貶值的因素。

因為米國人認為“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那就意味著黑人、窮人、養不起車的人也很容易到達其周邊晃悠，所以導致這塊地皮不安全”，加上米國人的私家車保有量超高，不通公共交通其實對有錢人的出行并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在米國，同一座城市里大環境、配套設施相當的情況下，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塊地價才越高。賣點就是“窮人不方便到這兒來”。

另外，前文所說的“絕大多數資本注意國家”，特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也就是英美為代表。獨裁時代的德、日這些“國家資本注意”模式不算。二戰前的德、日也是跟華夏一樣，政府征了錢可以“全國一盤棋”搞建設，比如大造鐵路、修戰列艦。）

剖析清楚了這些點，再來回頭看羊薇薇的控訴，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

這是一種對“不依法行政、亂行政”的嚴重控訴。

如果馮見雄或者說金陵師大其他隊員應對不當，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評委們的集體倒戈的。

說到底，這個比賽是在星島這個資本注意國家舉行的，而評委們幾乎都挑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學者。

這也是平行時空這場同題比賽中，正方最后落敗的主要原因——對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夠重視，以至于被評委們當成了暴和諧政的支持者。

“我方此前的辯詞中，哪里說過有‘宏觀調控私家車數量時所收取的稅費，會被挪用于其他用途’了？請對方辯友不要信口開河——我們一貫覺得，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這些民’的財政方案的。”

盡管被對方咄咄逼人逼上門了，馮見雄的回答還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

嚴格遵守了“誰主張，誰舉證”的邏輯。絕不額外多進半步，以免給人留下絲毫“他賽前做了很多功課，所以他主動估計對方會如何如何構陷”的印象。

如果對面的辯手是個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會有。

羊薇薇顯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

但她也借此意識到了馮見雄的冷靜。那份揣著明白裝糊涂，一定要攻擊方主動捅破每一層窗戶紙，才好整以暇的反擊。

“那么請對方辯友舉個例子告訴我，你們覺得政府征收這些錢后，究竟可以怎么花？”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問題問到了細枝末節。

馮見雄等的就是對方不得不問得這么具體。

他精確地舉例：“打個比方，我認為限制私家車牌照數量時征收的額外費用，可以用于補貼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價。”

羊薇薇稍許有些意外，但情況還在她控制范圍內。僅僅思考了兩秒鐘，她就應聲追問：

“把這種花錢方式定性為‘取之于某些民，也用之于這些民’、你們難道不覺得羞愧么？誰都知道，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給沒買車的人坐的。而買了私家車的人幾乎不會或很少去坐公交車。所以這種稅款使用方式，完全是‘用有錢人的錢在補貼窮人’，是平均主義的肆意擴張。”

馮見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邏輯的錯誤：“不，這完全不是平均主義，如果非要舉一個類比，我認為更合適的例子是關于氣候和環境的《京都議定書》中定義的‘碳排量交易’——在曾經污染問題不嚴重、環保意識低下的時代，人們沒有限制排污的意識，也就不存在‘排污費’。

而隨著污染和碳排問題在全球形成共識，人們才意識到，‘某些人和國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實是在為全人類作貢獻’。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超過人均值的人，向生活方式較為綠色健康、碳排量低的環保人士，支付一定的補償款、以購買自己的排污指標，又有什么不對嗎？

新增私家車主被額外加征的重稅，毫無疑問在法理上可以定義為排污稅，補貼給排污少、坐公交的無車人士——要知道，兩個同樣通勤需求的家庭，如果其中一個家庭開私家車，另一個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統，前者的能耗污染會是后者的五到六倍。”

羊薇薇只覺得嘴里有些發苦，大腦飛速地運轉著，只能先給隊友一個眼神，讓他們接上場子應付一下，她自己則思考著怎么轉移戰場。

“這個馮見雄實際施政技巧準備得很扎實，‘依法行政’和‘稅金取之于民必須用之于民’這兩個角度，已經被他嚴絲合縫徹底堵死了。”

“怎么辦？只能把殺手锏提前用了？或者就‘政府的此項行政干預了公民自由、限制了公民選擇權’再嘗試一下進攻？”

羊薇薇想了大約半分多鐘。對面的馮見雄，也暫時偃旗息鼓了一會兒，顯然是在準備引領全隊調整節奏、CARRY全場。

場面暫且讓給了田海茉、虞美琴和中S大學的二線隊員們唇槍舌劍、短暫交鋒。

湯雯按照賽前的排練，用略顯無力的辯力強調道：“請對方辯友注意，即使是市場性的調控手段，多少也導致了一些社會的不公平。

比如我們以如今已經開始限牌的滬江市為例，一張車牌如今靠競拍，要好幾萬塊錢。很多原本可以買得起車的人，就因為上不起牌，只能把買車機會讓給更富裕、不差錢的人，這不是加大了社會不公平的落差嗎？”（注:這幾句話差不多算是史實，當時反方就說過這么弱智的理由，予以保留。）

面對這種弱智的抵抗，田海茉瀟瀟灑灑地就懟了回去：“原來對方辯友剛才口口聲聲說反對行政強制、要自由市場。轉眼又覺得‘供給稀缺、價高者得’也是一種加劇社會不公平？

我倒是想問了，對方辯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的？錢多可以買到錢少買不到的東西，這不是天經地義的嘛！如果這都做不到，豈不是回到了平均主義，或者封建王朝時的‘商人雖富，不得衣錦’狀態了嗎？”

陳漢剛才一聽湯雯的照計劃宣科，就知道要遭，連忙過來救場轉移話題：“我們也請對方辯友注意，以滬江的政策，雖然政府用經濟手段限牌了，可是控制城市擁堵和排污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很多花不起錢的購車戶卻轉而靠托關系、想辦法，到周邊城市去上牌，然后繼續回到滬江的路上開。限牌限了這些年，滬江依然那么堵、空氣質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體量的廢氣。所以堵不如疏，限牌是沒用的啊！”

陳漢自以為這番話說完可以松一口氣，可惜虞美琴的發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

“限牌有沒有用是技術性的問題，不是立場性的問題。方法是可以在試點中改進的，如果外地牌照車問題太嚴重，完全可以設為‘上下班高峰時間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環，甚至將來不得上外環’，請對方辯友不要顧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