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夏。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周維烈扔掉粉筆，拍拍雙手的粉筆灰說：“好了，這學期的課程到此完結，祝同學們考試順利。下課！”

學生們陸陸續續離開教室，卻有個金發妹子捧著課本湊上講臺。

“教授，能講一講你新提出的‘周維烈綱領’嗎？我對此非常感興趣。”金發學生妹的眼睛眨呀眨，臉上掛著燦爛微笑，點點雀斑似乎都活了過來。

周維烈收拾著講義說：“你現在才大學二年級，等你讀完研究生再來問這個問題。”

“為什么啊？”金發學生妹語調拖得長長的，聽起來更像是撒嬌。

周維烈完全無視，不留情面道：“因為現在的你還聽不懂。”

金發學生妹鍥而不舍道：“那講講你是怎么完善并證明‘谷山—志村—周猜想’，又怎么把這個猜想跟你的‘周維烈綱領’結合起來的好嗎？我們去酒吧或者咖啡廳慢慢聊。”

“改天吧。”周維烈夾著講義走出教室。

金發學生妹氣得跺腳，嘀咕咒罵：“真是臺冷冰冰的機器，活該單身一輩子！”

周維烈當然不是一直單身，他用四年時間拿到劍橋大學的兩個碩士和一個博士學位。十九歲時，周維烈跟隨圖靈前往美國曼徹斯特大學，擔任計算機實驗室的研究員，從事“曼徹斯特一號”的軟件開發工作。

在美國期間，周維烈交了一個女朋友。

這段戀情無疾而終，周維烈有些郁悶地回到英國，受聘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擔任數學講師。又過了兩年，由于對“黎曼—羅赫定理”的擴展運用，周維烈在國際數學界嶄露頭角，也因此當上了劍橋大學的副教授。

今年是周維烈的數學成果年，他在國際數學會議上偶遇谷山豐和志村五郎，閑聊之際得知二人提出了關于橢圓曲線和模型式的新猜想。他對此非常感興趣，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個猜想有缺陷，于是補全并證明了這個猜想。

數學界將其定名為“谷山—志村—周猜想”。

與此同時，周維烈又在《自然》雜志發表了《聯系數論、代數幾何與約化群之初步構想》。這是他在讀博士期間就開始研究的課題，當時只是零散的想法，結合近幾年其他數學家推出的新的理論成果，周維烈終于補全了自己的猜想。

這篇論文一經發表，直接震動了整個數學界，對未來數學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成果被稱為“周維烈綱領”。

周維烈不但憑此榮升為劍橋大學教授，還被授予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頭銜，并被英國皇家學會吸納為會員，更被科學雜志譽為“閃耀數學界的一顆新星”。

此時，周維烈才26歲。

劍橋大學的學生正在期末考試時，周維烈以探親為借口，提前離校前往香港。

拎著皮箱走出碼頭，頓時有七八個黃包車夫招攬生意，殷切問道：“先生，坐車咩？”

“去太平山。”周維烈隨便選了一輛。

香港和英國仿佛是兩個世界，街道上不僅有飛跑的黃包車，慢吞吞如龜爬的電車，還有拉著貨物的牛車和驢車。許多奔跑嬉戲的街童，居然渾身上下光溜溜的，似乎家里連衣服都買不起。

窮，香港非常窮，跟“東方之珠”完全扯不上邊。

車夫邊跑邊問：“先生到太平山哪里？”

周維烈道：“去山腳坐纜車。”

“山頂好風光，大半個香港都能看到，”車夫笑問，“先生是留學回來嗎？”

周維烈順口回答：“是的。”

車夫說：“那先生有前途，喝過洋墨水的都能賺大錢。我的崽就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學讀書，成績很好，等長大了我也送他去留洋。對了，先生貴姓？”

“姓周。”周維烈道。

“哦，還跟周先生是本家，”車夫嘴碎道，“周先生是大好人嚟嘅，辦學校不收學費，專門照顧窮苦人。我的崽還會說國語，說得可標準了，比很多大陸來的人都更會說。”

50年代的香港，國語是社會通行語言，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從大陸逃難來的。香港電影也基本是國語臺詞，主要票房市場為臺灣（前幾年還能賣去大陸），粵語電影要到70年代初才漸漸成為主流。

周赫煊已經搬來香港十年，除了開礦設廠和走私物資到大陸以外，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興辦教育。

創辦私立中學和大學就不說了，周赫煊還在香港辦了30多所希望小學。此時的香港學校數量有限，大部分小孩都無法讀書，周赫煊的希望小學就成了窮苦人家的首選。

周赫煊在辦教育時摻了私貨，但凡是他出錢創立的學校，學生必須會聽會說國語，期末還有國語的口語考試內容。

太平山頂，周公館。

周維烈按響門鈴，門房老頭揉了揉眼睛，突然欣喜道：“是大少爺回來啦！”

“杜叔好。”周維烈笑道。

“少爺還是那么有禮貌。”門房老頭笑呵呵道。

花園里幾個小孩兒正在奔跑嬉戲，看到周維烈走來，他們頓時喊道：

“大伯！”

“哥哥！”

年齡最大的兩個都是周赫煊的兒子，去年周璇還生了個小女兒。至于喊“大伯”那個，則是婉容的親孫子，周碩明在18歲的時候就結婚生子了。

周家二少爺周碩明讀書不成，做生意也不行，唯一的優點是長得又高又帥。這貨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把香港首富何東的侄孫女搞大肚子，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結婚——這也算香港兩大家族聯姻了。

大學畢業后，周二少爺即進入家族公司任職，結果連連把事情搞砸，氣得周赫煊把他扔進希望小學當老師。可周碩明居然在學校泡女老師，被他老婆知道后，頓時鬧得學校不得安寧。

離開學校，周碩明很快又跑去做演員，居然一炮而紅，搖身變成紅透東南亞和臺灣的大明星，順便晉升為香港娛樂圈的人形自走炮。

短短幾年時間，跟周碩明傳過緋聞的女明星不下十位，最近又在瘋狂追求新躥紅的女星陳思思。而且他似乎動了真格，三番五次鬧著要離婚再娶，氣得老婆直接回娘家告狀去了。

至于周家三公子周揚舲，常年居住在日本，協助母親廖雅泉掌管著十多家企業。這小子似乎還想從政，鬧著要加入日本籍，去年春節被周赫煊臭罵一通才作罷。

周家大小姐周靈均也不省心，27歲了還是單身，一直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讀到博士。她對于文學、音樂、繪畫樣樣精通，眼高于頂看不起男人，博士畢業了還沒正經談過戀愛。

周赫煊都懷疑女兒是不是同性戀，結果今年突然領著一個男朋友回家。那男的才20歲，大學都沒畢業，比周靈均整整小了七歲啊！

但不得不說，周靈均的小男友帥得一逼，并非娘娘腔氣質的帥，而是英氣十足那種帥，就特么跟漫畫里走出來的一樣。

周赫煊終于知道了，女兒不是同性戀，而是超級顏控黨。

周家二小姐周純熙則在英國定居，她是伊麗莎白女王的閨蜜，并且受女王陛下的影響成了女強人。還在上高中的時候，周純熙就跟著爺爺歐尼斯學習管理公司，如今英國皇家制藥公司基本上是她在打理，歐尼斯只在幕后負責掌舵。

去年初，周純熙跟伊麗莎白女王一起出席王室晚宴，比利時國王博杜安對她一見傾心，并請求伊麗莎白女王親自出面做媒。

周純熙抱著無所謂的心態，嘗試著比利時國王約會了幾次，感覺還算不錯，之后一直保持著通信。這位國王年輕帥氣，談吐不凡，學識淵博，而且性格開朗，簡直一等一的鉆石王老五。

兩人書信往來整整一年多，國王先生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于是親自飛去倫敦求婚。

周純熙的回復是：她可以答應結婚，但有三個要求。第一，每年至少有九個月的時間，她必須住在英國打理公司；第二，比利時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第三，國王先生不得有外遇，如果有外遇就立即離婚。

關于第二點和第三點要求，國王陛下都表示同意，就是第一個要求讓他非常為難，以至于現在都還在考慮期間。

會客廳。

周赫煊、徐志摩、葉靈鳳和徐吁正在搓麻將，邊打牌邊聊著香港的文學創作形勢。

抗戰期間，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戰爭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他和好友邵洵美、項美麗一起，在上海從事地下出版工作，專門印刷各種抗戰愛國小冊子。

這個時空，《論持久戰》能在上海迅速傳播，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勞。

為此，徐志摩和邵洵美兩個富家公子哥，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砸了進去，而且還雇傭保鏢、東躲西藏。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徐志摩和陸小曼終于徹底分手。陸小曼最終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兩人都選擇留在大陸。而徐志摩則來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張幼儀復婚，現在夫妻倆都是香港大學的老師，徐志摩教文學，張幼儀教德文。

至于葉靈鳳，屬于創造社的老人了，當年和郭沫若、郁達夫、田漢是文學陣線的戰友。他跟潘漢年一起主編過《幻洲》，被禁，又主編《現代》，被捕。抗戰爆發后，葉靈鳳參與編輯《救亡日報》，廣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沒有挪窩。

相比起徐志摩和葉靈鳳，徐吁的名氣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學系畢業，又前往巴黎大學留學，抗戰爆發后立即回國，結果卻被困在上海。他靠賣文為生，花兩年十年籌集路費，途經廣東、廣西一路前往重慶，擔任中央大學的教授。

徐吁在民國文壇號稱“鬼才”，作品中總是帶著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關注的就是他的《風蕭蕭》。這部作品估計是中國最早的諜戰，講述了三個女間諜（國黨、日本和美國間諜）之間的斗爭。

描寫諜戰的《風蕭蕭》讓讀者耳目一新，當時是這樣形容的：“重慶江輪上，幾乎人手一紙……再現洛陽紙貴之盛況。”不僅如此，這部還在中國催生出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來香港之后，徐吁的創作生涯進入另一個高峰期，整個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壇的扛鼎人物！

“四條！”周赫煊一張麻將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長，你這張牌打得刁鉆啊，讓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周赫煊正好擔任校長職務，所以他稱周赫煊為“老校長”。

“吃啊，送上門的還不吃？”葉靈鳳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緊，”徐吁笑呵呵道，“我們都是有底線的人，堅決不吃嗟來之食。”

周赫煊樂道：“小徐的諷刺功底又見長啊。”

“那幫綠背，就是該罵！”徐吁說著拍出一張牌，“九筒！”

“綠背文化”在此時的香港很流行，幾乎主宰了香港文壇。“綠背”之綠，是美元之綠，美國政府專門在香港成立“亞洲基金會”，資助出版公司和雜志社發行政治文學。

無數從大陸逃難來香港的文人，三餐難繼，生活窘迫，于是領著美元搞創作，攻擊大陸和共產主義成了政治正確。其中張愛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戀》，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難時寫的，文學質量奇差無比，只為拿美元過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還堅持著文學創作底線，對“綠背文化”深惡痛絕。跟政治無關，他們純粹是覺得拿美元搞創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說假話太惡心了。

就拿張愛玲的《秧歌》來說，寫的是新中國農村的“悲慘現狀”。這女人根本就沒在新中國農村待過，她能寫出什么玩意兒？全靠瞎編亂造。

整個50年代，香港文壇都處于陣營對峙當中，一方是“綠背集團”，另一方是“反綠背集團”。

“爸，我回來了，”周維烈推門而入，“葉叔叔好，兩位徐叔叔好！”

夜晚。

周赫煊驚道：“什么，你準備去大陸？”

“是的，”周維烈解釋說，“中國成立了計算技術規劃組，華羅庚老師擔任組長，準備研發屬于中國的電子計算機。兩個月前，我在倫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請我加入即將創建的計算技術規劃組和中科院計算機所。”

周赫煊反對道：“你一個數學家和軟件工程專家，跑去研發什么計算機？”

周維烈從包里拿出兩卷微縮膠卷說：“這是英國最新一代計算機的設計圖紙，都被我用微縮膠卷拍下來了。”

“你瘋了，這是間諜行為！”周赫煊驚道，“還有，你怎么弄到的設計圖紙？”

“這個你別管，”周維烈笑嘻嘻道，“離開英國的時候，我把微縮膠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禮物里面，在英國沒人敢拆開來看。”

周赫煊沉默片刻，問道：“你真決定了？”

“決定了。”周維烈表情嚴肅道。

“你等一下，”周赫煊迅速寫完一封信，告誡道，“把信交給周公，記住，只搞研究，不碰政治！”

“明白了。”周維烈把信收好。

對于兒子的選擇，周赫煊并未過多干預。以他在香港發揮的作用，完全可以保證兒子平安無事，周維烈去了北邊絕對屬于重點保護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