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器和朗崖還能忙里偷閑舒服幾天，可是在金河城里，帝國皇帝洪濤卻忙得團團轉。一方面他要監督指導著幾位年輕人帶著一群老工匠在簡單機械的幫助下完成第一臺水力發電機的零部件，一方面還要在每個工廠、作坊里走訪，從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到普通工人，全都挑幾個聊聊，甚至連奴隸工人也不放過。
慈器出發誘捕翁小乙之前拿過來的調查報告他已經看過了，翁小乙之所以會犯這么嚴重的大罪，有他個人的原因，同時也有制度上的問題，不能全歸罪于他本人。人這個東西是很賤的，而且天生就是邪惡的，不管別人怎么認為，也不管古人云來云去的人之初性本善，反正洪濤認定了，人性本身就有丑惡的一面，這是與生俱來的，誰也不可能免俗。
一個人這一輩子，到底是善還是惡、是忠還是奸、是好還是壞，只有很少一部分取決于自身的努力，大部分還是周圍環境造成的。其中制度、法律和社會道德，才是對人影響最大的環境因素。
假如一個人想要做壞事的時候，發現做壞事要比不做壞事難，那他很可能就會打消掉這個念頭。通俗的說，這就叫犯罪成本高昂。洪濤不認為能完全消除犯罪，因為這是人性，消除了人性就等于消除掉了人性。不過他認為可以通過更完善、更具有自愈能力的規則，把這種行為降低，其中最有效的辦法就增加犯罪成本。
就拿貪污來舉例吧，后世有些國家內部官員的貪污很普遍，已經不是犯罪率高低的問題了，而是成了一種社會現象，成了一種流行趨勢，成了官場里的潛規則。事情一旦發展到這個程度，就很難改變了，因為這不是某任領導的問題，而是規則缺陷。
這個缺陷把人性中惡的一面全調動起來了，卻把善的一面打壓了下去，想依靠某個人或某幾個人來改變這種現狀，是不現實的。要是規則這么容易改變，那它就不是規則，不管是好規則還是壞規則，除非是新建立，否則總是特別頑固，大幅度的改變比推翻重建還難。想推翻它也是很難的，需要各種時機巧合，非人力全可控。
貪污的官員為何如此猖狂呢？就是因為規則允許他們這樣干，換句話說，就是犯罪成本太低了，或者根本沒有犯罪成本。古人云過的另一句話洪濤覺得很有哲理，上行下效！官員們之所以敢這樣干，就是因為規則在制定時留有后門，這個后門就是國家高層為了自己以后破壞規則用的。
一個規則一旦有了這種嚴重缺陷，那它天生就是有致命傷的，失去了自愈、自我進化的能力。用簡單的話概括，這種規則就是個一次性產品，臨時湊數用、用完了就扔的東西，沒有很長的生命力。到底能持續多長時間，這里有人的因素、周邊環境的因素等等。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它崩潰之后，再出來的規則還是這套東西，除了化妝技術更高一些、迷惑性更大之外，本質上不會有任何差異。
這個答案不用時間去證明，只需要看看歷史書就明白了，古人已經證明了上千年、無數次，何必浪費時間再去追尋一個已知答案呢。
如何減少貪污這種現象呢？注意，是減少，而不是杜絕，因為這是人性惡的一面，不可能完全杜絕，除非能從根本上改變人性。這個任務太艱巨了，目前還無法做到。
想要減少貪污，不讓它變成一種社會現象，唯一的辦法就是完善規則、去掉規則的后門、抬高犯罪成本。當任何一個人想要去貪污集體財產時，都會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后果，比如說身敗名裂、傾家蕩產、遺禍后代等等，那他就不會隨便伸手，至少在伸手之前要想出一個萬全之策。
試問，有多少人能想出這種完全之策呢？實際上，聰明人、智商足矣挑戰集體智慧的人，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這樣就會有很大一部分人被迫壓制自己心中惡的那一面，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敢。趨利避害，也是人性中一個重要元素，用人性來制約人性，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規則也好、法律也好，并不是要壓抑人性，正相反，只有充分體現人性，讓人性被人性制約，從而達到某種平衡時，這個規則才是更趨于完美的。當然了，是趨于，不是達到。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的東西，完美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不平衡、失去了制約的，它就不該存在于規則之中。
所以說，一個好的規則，是不該追求完美的，而是要盡量平庸，在平庸中滿足大部分人的利益、舍掉少部分人的權利。而在這種規則之下，大家就會自然而然的趨利避害，盡量去當大部分人，而避免去做那少部分人。話又說回來了，這不就是人性嘛。
洪濤目前就發現了，帝國法律中有一個大漏洞，它忽視了保護大多數人利益的那部分規則。假如翁小乙們在剝奪奴隸權利時，這些奴隸可以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反抗，翁小乙們說不定就會因為犯罪成本過高而收手，或者說有一部分翁小乙們會收手，這就已經達到了平衡的目的。剩下那些人性太惡的翁小乙們，就是這個社會的少部分人，也就是可以舍棄的。把他們無情的消除掉，大部分人都不會反對，說不定還得鼓掌呢。
把這個問題再引申一下，假如翁小乙們不是去剝奪奴隸的權利，而是去剝奪帝國人民的權利了，該怎么辦？其實一個意思，只要賦予帝國人民法律上的反抗權利，盡量提高犯罪成本，翁小乙們照樣會只剩下可以被舍棄的少部分。
那如何把這個權利賦予人民呢？世界上有這種方法嗎？洪濤能想出來一個合適的辦法來彌補規則的缺陷嗎？
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這個辦法不是洪濤想出來的，他沒這個本事，對于社會學、法學他是狗屁不通。不過他有一顆可以剽竊上千年人類智慧精華的腦袋，大部分問題都不用他自己想，只需要把歷史前后左右對比一下，就能得出一個相對有效的結論。具體到這件事兒上，他借鑒來的辦法就是工會！
工會這個民間組織，蓬勃發展在歐美社會里，不過它的誕生地，沒準、大概是在中國。洪濤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但他已經差不多把全世界有國家的地方都轉遍了，除了在南宋發現了工會的雛形，并沒在其它任何國家里見過這個玩意，連聽說都沒聽說過。唯一有點相像的就是威尼斯人搞得那種商人聯盟，不過那玩意更像是一個政府，并不是用來保護普通人的。
相較而言，南宋那些五花八門的行業協會則更像后世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這些協會不光要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很多還是代表著普通人的利益。比如說廣州、泉州碼頭上那些苦力們組織的協會，它們的初衷和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和雇主討價還價，從而獲得自己應該有的利益。在雇主和苦力之間，苦力顯然是弱勢一方，但他們已經懂得團結起來去和比自己強大的勢力談判了。從這一點上講，他們確實具有后世歐美工會的重要元素了。
當然了，只是雛形而已，中國古代的工會組織在每朝每代都有，不過它們后來的發展方向變了，變成了一種幫會組織，也可以叫做黑社會。這是為什么呢？洪濤覺得還是規則的問題。
歷朝歷代也沒有把這種組織視為一種可以幫助自己管理國家的有效工具，而是把它們當成了威脅自己統治的絆腳石。就算有時候會被迫合作一把，那也是非常短暫的，用過之后還是像扔破布一樣扔開，甚至還得過河拆橋。逼的這些工會的雛形不得不向著另一種更暴力、更殘酷的組織轉變，從而失去了它們應該具有的功效，真的成為了國家的絆腳石。
在這方面不得不說歐美國家的規則要更智慧一些，它們充分利用了工會這種工具，賦予了普通人一個能和雇主、政府拉近實力的權利，從而讓規則更趨近于平衡。不過千萬別把工會視為老百姓的救世主，它本身也是一種管理工具，總是要服務于統治階級的。
只是這種工具相對更平衡一些，更符合人性，所以洪濤就覺得它是一種好工具，至少目前是。尤其是在帝國走向了私有制之后，這種工具就變得更不可或缺。有它在，可以有效緩解底層民眾的不滿，讓大家有一個可以傾訴、發泄的機會，很多事情其實究其根源，歸了包歸就是個情緒問題。另外工會組織也可以相對制約一下資本的力量，至少能提高資本的作惡成本，這不就是一種平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