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窯都是宮廷畫家描繪，線條流暢精確。劉大彬從來不死照真品來畫，而是融會貫通，在領會宮廷畫法的精髓之后，套用典型的畫面布局，人物和風景比例，自行“創作”，信手畫來，天衣無縫。

而一些低仿的畫者心里沒底，才會用打底描摹的方法去依樣畫葫蘆，自然畫虎像貓，容易穿幫。

另外自然就是完美去掉“賊光”。劉大彬說，如果用柴窯，就把劈柴先用鹽水浸泡一下再裝窯，鈉在高溫下氣化熏在釉面上，回燒出很柔和的“肉質感”，天然沒有“賊光”；如果用電窯或者氣窯，則需后期加工，或者是前期用電，后期用木炭；又或者在適當的時候往爐子里加一些鹽水泡過的松樹枝，結果都是一樣的，像明清官窯真品一樣油潤、肥亮。

還有個過程是必須的，那就是制造“包漿”。又稱“黑漆古”，是器物在悠悠歲月中因為灰塵、汗水，把玩者的手澤，或者土埋水浸，經久的摩挲，甚至空氣中射線的穿越，層層積淀，逐漸形成的表面皮殼，顯露出一種溫存的舊氣。

包漿無非是長期把玩摩擦造成的，劉大彬便雇傭一些老人，讓他們用比較細膩的獸皮去摩擦，加速形成包漿。對于這種加工方法，張天元竟在網上也能搜索到同樣的答案：除了獸皮，棉布也能制造包漿效果。

如果嫌手工麻煩，還有人使用藥水浸泡的方法，現在西江陶瓷鎮高仿者早已經擯棄了早年的高錳酸鉀、氫氟酸等化學溶液的浸泡方法，因為很容易被識別出來，而且會傷害釉面，而改用自然物質配合研制的溶液推陳出新，給瓷器泡出“包漿”效果。

瞞過專家，那還要瞞過科技測試。瓷器胎體用的是舊泥，化學成分與古瓷一致；釉面的年份則靠一種化學高手研制出來的藥水浸泡，泡的時間越長釉面“年份”就越久。

說到藥水。劉大彬還說了個真實的笑話：有一次要做一件乾隆年間的高仿品，由于藥水浸泡時間偏長，拿到帝都做科技測試，竟然測出是400多年前明代的“真品”。他不得不返工。

最后一招是“假心真皮”。打算拍出天價的高仿品，不妨找一個差不多年代的真品錦盒，人靠衣裝佛靠金裝，拿出來“上拍”，那就更加威風八面了。

說實在的。聽完劉大彬這一番話，張天元幾乎是傻了眼了，連科技測試都能瞞過的瓷器，換了一般的專家，誰辨別的出來啊，那不是強人所難嗎？

“其實我做這個還是心安理得的。”劉大彬突然笑了笑說道。

“心安理得？”張天元愣住了，因為不管怎么說，劉大彬的這種做法那都是造假啊，別人不找你麻煩也就是了，你居然還說自己心安理得？

“我們是打開大門做高仿、賣高仿。賺的都是辛苦錢，騙人的不是我們，而是拍賣行、古玩店，我們為何心虛？”劉大彬聳了聳肩說道：“兄弟你應該去過西江陶瓷鎮吧？那里的高仿者從來就不會遮遮掩掩。”

關于劉大彬的這個說法，張天元倒是相信的。

其實一些名聲在外的高仿大師，還喜歡復制知名作品，因為越是知名作品，越能凸顯其技藝精湛、堂堂正正。

張天元認識一個姓黃的高仿大師，甚至還去過這位的家里。

在這個黃姓大師的展廳里，正中央陳列著兩件堪稱名動天下的瓷器高仿品。一件是“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一件是“萬歷五彩鹿紋罐”。前者在2005年英國佳士得拍賣行進行的“中國瓷器及藝術品”拍賣中，以1500多萬英鎊（合4億元人民幣）成交，拍出了當時中國瓷器的最高價。后者則是帝都故宮博物院的珍稀藏品。

“‘鬼谷子下山’拍出兩億多元。拍賣前在上浦、帝都、香港預展，我去現場看過，還托了熟人，摸了摸真品，把所有信息都記下來，拍賣一成功。我的十件仿品就直接上市，堂堂正正賣的是高仿工藝品，售價是兩萬八千元一個，一下子全部賣光，最后一件賣到十二萬元，現在流通市價已經要二十萬元。”姓黃的大師告訴張天元說。

在這位大師的展廳里頭，即便不是他親手制作的“鬼谷子下山”，目前售價也要900元。

還有一位姓李的大師則仿制過2010年11月11日在英國拍賣的清乾隆官窯花瓶，當時真品以5160萬英鎊(約合5億元人民幣)成交，再次刷新中國瓷器拍賣價格的世界紀錄。

“在拍賣的時候，我們就去觀摩過，很多人看不到的細節，我們會注意，所有的照片、尺寸記錄都有。現在仿制品在英國已經公開‘上拍’，成交價是五萬英鎊。”姓李的大師說這話的時候很是坦蕩，就跟這會兒劉大彬的表情一樣。

但即使是高仿品能賣到幾萬元至幾十萬元，在仿制者看來，他們掙的依然是“辛苦錢”。這位姓李的大師做了二十四年的高仿，覺得高仿的成本越來越高。

他告訴張天元說：“真正完全還原古瓷的生產流程和原料成本太高了。比如元青花高仿，以前到山上撿青花料不用錢，現在買一斤成本要一萬元。前幾年一噸高嶺土六百元，現在要八千元，而一噸只能掏出三百斤使用。這些年我做高仿賺了不少錢，但也花了不少錢去研究。比如說宋影青，我會去上浦硅酸鹽研究所做分子分析，回來研究配方，回去再測，直到過關……胎體還沒做出來，已經花了不少錢。接下來描花、燒制……又是一系列很復雜的流程。”

除了制作艱難之外，高仿行業的一個“潛規則”讓高仿者無法批量生產。

這個張天元以前不知道，姓黃的和行李的大師也都沒告訴他，不過劉大彬卻很清楚，他告訴張天元說：“高仿瓷做得再像，也是養不大的兒子。仿第二個，之前的客人就跟你急：‘我花了二三十萬元買你的高仿，你怎么還賣給人家？我的就不值錢了！’現在我的生意里，最掙錢的都是日用瓷生產，單利小但是批量大；高仿幾乎不做了。可就是這樣，那鬼面人還是不肯放過我，從這個情況來看，鬼面人走的肯定不是正當的高仿生意，他們是把假的當成真得賣的。”

劉大彬還為一件高仿藏品的所得算過賬，一件高仿的明清官窯，目前在西江陶瓷鎮的行價為兩萬至八萬元，一般都在境內外拍賣公司拍出，成交價是出廠價的十倍到一百倍！

其實這個過程中真正的獲利者并不是高仿大師，反而是拍出高仿品的最后一個擁有者。

“那你為什么還要堅持練習這個技術呢？”張天元還是有點不能理解。

“因為喜歡啊。你難道沒想過可以復制古人的經典嗎？如果一個人可以完美模仿唐伯虎的畫作，完美模仿畢加索的畫作，相似度達到百分之百，那其實他的水平已經非常接近這些大師了，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模仿的本身，就要求最起碼水平要達到這些大師的水準，否則的話只有空有其形，而沒有其神。”說到這里，劉大彬就顯得非常激動。

“對了，你知道我除了時大彬之外最佩服的人是誰嗎？”劉大彬突然問道。

“誰啊？”

“一個叫周丹泉的人！一個明代的仿瓷大師！”劉大彬回答道。

說起周丹泉，那就不得不說一說明代中期的蘇城。

明代中期之后的蘇城，繁華和奢侈之風領導著全國，甚至遠渡重洋傳播海外。到了萬歷年間，蘇城人的收藏之風，造園之風，把蘇城人的蘇式生活推向了一種輝煌的極致。

曾經有人問張天元萬歷年間的蘇城是怎樣一種生活？張天元想了想道，當時蘇城的文人階層時尚做三件事；聽昆曲，看《金瓶梅》，饋贈時大彬壺。

他好歹是學考古的，歷史也看了不少，這樣的問題還是能回答出來的。

由于蘇城文人的介入，此時的蘇城工藝得以突飛猛進；工藝不僅僅滿足實用的需要，更多的關注觀賞的精致。如時大彬就是在這一時期，在蘇城文人品茶聽曲的旁觀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把文化的氣息融入到了制壺的工藝之中。

某種意義上講，作為宜興人的時大彬，他的藝術生涯是在蘇城；是蘇城讓他從一名制壺工匠成就為一位杰出的制壺大師。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這時的蘇城涌現出許多能工巧匠；當然，當時的這些能工巧匠只是些默默無聞的耕耘者，他們有可能會出現在一些文人的筆下，留下一些零星的記述；至于說大師的稱謂都是后人給他們的贊頌。

不像當下，大師滿天飛；窗前的繡娘是大師，公園里擺攤寫字的是大師，連給人酌茶的童仆也可以冠以大師。

周丹泉就是這一時期吳門典型的能工巧匠。他是一位仿定窯瓷的制瓷高手；他所燒制的仿定窯瓷人稱周窯。

根據藍浦的《西江陶瓷鎮陶錄》記載：周窯，隆慶、萬歷中人，名丹泉，本吳門籍，來昌南造器，為當時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競重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