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突然昏厥之后，太皇太后的身體狀態便每況愈下，每天昏睡時多，清醒時少。

圣人終究還有許多的軍國大事需要處理，也難寸步不離的朝夕守護。同時心里也明白，這樣的狀況已經不是藥石人力能夠挽回，與其整日愁容相對，不如在這最后為數不多的時光里盡力彌補一些人事上的遺憾。

為了讓宗親故舊們便于出入探望，圣人索性搬離了上陽宮，回到太初宮視事辦公，只在朝夕探望，并留皇后等女眷們于上陽宮照料。

家事之外，這段時間里朝事也頗繁忙，北征軍事的各項收尾，各道諸州的政務匯總，以及每年一次的科舉典選等等。

今年的科舉策問題目由圣人親自擬定，內容多與止戈休養有關。科舉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典選才士，同樣也有著上通下達的作用。

開元以來，大唐的用政基調就在于復興，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過去這十年時間里，在內恢復了綱常秩序，完成了天下籍戶的編修，授田勸耕、民生欣然。

對外的成果那就更加輝煌了，先是擊敗吐蕃、收復了青海，接著又震懾新羅、重治百濟并消滅了靺鞨人的叛亂，如今又犁庭掃穴、攻破了突厥余孽，在疆土上恢復了高宗全盛時期，甚至還有增益。

李潼并非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凡所對外的戰事也都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節奏。但即便如此，他也深知眼下民力使用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接下來需要進入一段全面深入的修養期。只有根基夯實，未來才能繼續走遠，開創更大的輝煌。

所以今年的科舉，也是對外界釋放的一個信號與承諾，在保證當下疆土控制力的前提下，未來起碼十年時間內，朝廷都不會再作大的征戰計議，給民眾以充足的休養。

這也并不是滿足當下、雄心冷卻，自古以來兼并容易而凝聚實難，大唐立國之基礎、周邊境域之環境，終究不適合走上以戰養戰的高速擴張。若不想鯨吞萬里只作曇花一現，便需要一個更加牢固的基礎。

這樣的想法也并非李潼一人之計議，今年的科舉選士雖然沒有出現什么后世耳熟能詳的名臣才士，但凡所策問論述也都可圈可點，并非一味的歌頌，多有針砭時弊的文章涌現。

有一些文辭論證過于尖銳，看得李潼都頗覺臊熱。他于此世興治，雖然占了幾分先知的便宜，但也知過往十年諸多大事興作，即便勉強顧得大體，小處難免會有失察。

諸科舉選人們文章筆力或是不如在朝臣員老練純熟，但因其身份特殊、介于官民之間，各類觀點也頗有可作借鑒自警之處。一些官方立場難作審察的地方弊病，也從這些來自州縣的選人們文章中體現出來。

除了與民休息的基調確定之外，一些遺留的人事問題也已經到了該作了結的時刻。

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對于自己“籬墻筑定、打掃廳堂”的計劃預判，但這段時間里除了正常的軍政事務處理之外，他對于長安的一些人事隱患也的確頗有用心。即便聽到這些言語，也不會因知己難尋而有什么憐憫。

發生在長安的一些騷亂，在四月初消息傳遞到了東都，首先抵達的是內衛眼線的奏報。

內衛眼線奏報的情況不獨只有那一篇《鳩鳥賦》妖文，凡所相關人事線索都有述及，足足幾大卷的書文內容。

“看來是只有這么多了。人事潦草，不當大事……”

在將這些奏報翻閱一遍后，李潼略作嘆息，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心情既有幾分欣慰，又略感意猶未盡。

后世對于武周代唐、特別是對武則天這個人，評價褒貶不一，但無論有著怎樣的看法與評價，大多都是立足于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進行評說，而對當時此世產生的影響，則就有些不夠盡實。

拋開感情因素的影響，李潼對他奶奶執政以來還算比較認可，對世族的制裁壓制、對人才的選拔與寒門的啟用，還有就是在內政方面的建設。

上層政治態勢混亂不堪、對外戰爭的一塌糊涂，這都是客觀存在、無從洗地。但是對開元政治人才的發掘與儲備，以及民生政治提供的基礎，也的確是增益明顯。

起碼就李潼而言，如果不是他奶奶長期持續的對關隴世族的壓制削弱，他也難能獲取這么大的施政空間，可能到現在還要沉浸在彼此傾軋的政斗中，甚至于無望大位。從這一點而言，他的開元政治與他奶奶的統治的確是一脈相承。

但是最為一個當世之人，從皇權的角度出發，武周代唐的影響的確是深刻且惡劣。哪怕此世有李潼插隊上位，避免了他三叔、四叔時期局勢混亂、政變頻頻的彎路，但情勢之中的隱患始終存在著。

盡管開元君臣勵jing圖治、內外用功，但也只能通過大局的穩定去抵消隱患的危害，卻做不到完全的杜絕。

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武則天以女主當國給這中古政治生態以及時流人心價值觀等等帶來的沖擊實在太大了。皇權的體面與威嚴在這一場漫長的政治當中，可以說是被破壞的千瘡百孔。

在這中古世代里，女主當國終究不是政治常態，這都可以實現，還有什么不可能？

這就好比在一個民風淳樸的時代中，人人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并認為可以憑此過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結果卻突然出現一個投機取巧、用非常規的手段聚斂到大筆財富的人。

盡管他未必傷害到我，但我的本分與努力在這種現象的襯比下變得全無意義，甚至有些愚蠢，自然就難免心理失衡、戾氣滋生。這種心態的變化，并不源于道德層面的恨富，而是價值觀被摧毀的幻滅感。

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哪怕這種現象遭到了嚴厲的制裁與及時的補救，但所造成的傷害影響卻仍會頑固的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中。

對皇權的褻弄與更迭，又比取巧牟利嚴重得多。無論李潼在這個位置上做的有多好，但這頂白帽子曾經被任意把玩的事情仍然深在每個時流的記憶里，不知何時就會滋生壯大成吞噬理智的心魔猛獸。

無論是出于倫理道德，還是政治上的承繼關系，李潼都難以做到對他奶奶進行徹底的審判批斗。而他既已做出這樣的選擇，必然也要承擔相應的代價，應對類似的騷亂與挑戰。

嫉妒會讓人面目全非，私欲則又會鼓動人作死試探。每個人都有其所面對的現實處境，深明大義、順應大勢是理智充足才能保持的狀態，但誰又能常年累月的保持理智、心態不崩？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這種隱患切實存在著，存在于每個人內心瘋狂、負面的想法中，如果要強求杜絕，那只會是舉世皆敵、眾叛親離，總有刁民想害朕！防民之口尚且甚于防川，更何況內心中的幽暗。

最正確的做法還是強大自我、建設秩序，擠壓混亂的生存空間，只要本身足夠強大，即便有所騷亂，也難以傷及根本。

過去這些年，李潼也的確是這么做的，確保自己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縱然與敵同行、禍患始終存在，但對比之下終究會越來越小。

人心中自有幽暗險惡，當然李潼自己也絕談不上心向光明、心跡坦蕩。絕大多數的情勢隱患都可以交給時間、交給大勢去逐漸消弭，但終究會有一些冥頑不靈、野性難馴之類，這就必須要暴力消除、徹底的了斷。

同李潼共在此中天地，對李隆基而言是一大悲哀。哪怕他一直安分守己，李潼怕也難豁達到一直控制殺心，由其安享一生，更不要說他一直的蠢蠢欲動、撩人心弦。

消滅一個李隆基，對李潼而言自不是難事，甚至倫理道義對他都不成阻礙。但此前是何必如此，如今則是所求更多。

太皇太后將要辭世，結束這傳奇又紛擾的一生，而李潼與他的大唐開元也要告別過往，步入新的境界、新的天地。

世情的轉變與進步，需要一定的儀式感，需要一個標志事件。當此時機，血祭一批適亂不安、懷謗此世的隱患人事，也算是懲前警后、輕裝前行。

內衛奏報凡所相關的人事，比李潼預想中要輕微一些，一些他已經打算借此清除的人都沒有涉此中。

一方面自然是漠北新勝、大局愈穩消除了這些人的險惡心跡，另一方面則就是他對臨淄王顯露的惡意已經越發清晰，讓一部分時流怯于靠攏。

李潼對此也是既感覺有些遺憾，又不無欣慰。

察察則無徒，既然當此家國重任，終究還是要有所包容，論跡不論心、論心無完人。匹夫一怒伏尸兩人，天子一怒則血流漂杵，他奶奶給他擬字慎之，如今他也要緣此自警。

有求生之欲，我自賜之活路，開元政治該當有這樣一份開明與包容。但若生機不能緣我而求，哪怕再如何苦心孤詣，最終只會是妄求。生殺由我，舍此無貳！

內衛信報送來的第二天，留守府的奏報便也到來，而且一來便是兩份，除了留守府奏章之外，雍州長史王方慶另有加奏。

留守府的奏報主要述及長安城眼下的軍政布置以及民生狀況，《鳩鳥賦》妖文也有述及并附李昭德的應變計略，但卻無置猜度之辭，只是奏請圣人遣員調查。

對此李潼也并不意外，留守府職在維穩，只要能維持住關內軍政大體，便算是盡責。若真妄加猜度、節外生枝，那就是逾越本分了。

王方慶的加奏內容則更少，無涉具體事務，通篇讀下只是問候。但這也是此處無聲勝有聲，他身為留守之一，既然留守府以作章奏，若事至于此，則就完全不必再置別辭，既然再作發書，那就意味著事有未盡、言有未盡。

身為留守大臣，自然不可輕作邪情誣告。作此加書，則就表示長安眼下存在的人事隱患并非留守職責能作處斷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兩封書信看完之后，李潼再拿起留守府發來的那封公函，心中對李昭德隱隱有些失望。

就事論事，李昭德所做出的應對的確無可挑剔，在留守職責內將事情做到最好。但相對于王方慶的事外表情，李昭德則就顯得過于公事公辦、一絲不茍。

《鳩鳥賦》妖文政治意圖是有著極大的指向性，并不止于攻訐太皇太后，深作剖析的話，李潼這個當今圣人才是孵在鵲巢的鳩卵。

這樣的指摘性質更加嚴重，出于情義的話，留守臣員是可以作更加猛烈的應對。李昭德公事公辦、不逾尺寸，雖然做到了盡責，但同時也是借此職責免于親手加害相王血脈子息。

從內心的感情立場來說，李潼這個圣人在李昭德心里還是輸給了相王。

雖然說食祿受事、名位分明，君臣之間又不是談戀愛，大不必作俗情的斤斤計較，但李潼心里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酸澀。

明明是我包容有加、把你重做啟用、政治生命再有延續，可你卻仍對那個將你疏遠貶謫嶺南的故人念念不忘，是不是有點說不過去？

當然，李潼也不至于因此悵然失落，李昭德雖有念舊不忍，但也并未因此私情而瀆職行錯。身雖許國，但內心也該有三分自我以自視，懷此不忍便不是徹頭徹尾的涼薄之人。

如今朝堂內外，只待圣人一聲令下的人不要太多，終究還是自己一手帶出來的隊伍更加的親近可愛。

拋開心中這些雜緒，李潼提筆作敕：以新從營州歸返的諫議大夫徐俊臣加侍御史，返回長安調查妖文案事，留守諸司凡所刑事相關，并案共理其事。

當這敕令寫完之后，李潼便聽到殿外腳步聲匆匆行來，抬眼望去，只見到楊思勖神情悲傷的入殿叩告：“稟圣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已于申時兩刻賓天……”

盡管心中已經有所準備，但李潼乍聽此訊還是心弦一顫，片刻后抬手揉了揉有些酸澀的鼻頭，然后澀聲道：“傳告政事堂諸相公并在京三品，即刻入宮辭別太皇太后。即日起罷朝禮喪，光祿大夫楊再思加禮部尚書、仆射王紹宗加鴻臚卿，并為司儀大使、專治喪務。中書侍郎李嶠出蒲州刺史、知頓扶柩，太仆卿郭知運加河津大使、典軍五千赴潼關待駕，門下宋璟、兵部桓彥范并留堂察事……”

過去這段時間里，相關的人事安排早已議定，眼下只需制令署行。

之后李潼便也退離明堂，于廂殿中更換喪服，并將內衛郭達召入，吩咐道：“即刻護送姚相公歸京，支軍北進后封鎖京營衙堂符令，駕歸之前不準人事調度，金吾衛暫領城務，內衛暫直宮務。傳告同王赴渭北待命，不得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