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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王求禮出班參奏，整個大殿中霎時間鴉雀無聲，群臣俱凜然側目，心中也都不免驟起波瀾。

他們之所以如此震驚，原因不只在于御史臺的矛頭直接指向近期當朝的紅人張說，更在于王求禮所指控的罪名，幾乎在一瞬間又將群臣記憶拉回了十多年前那政局混亂的時代。

特別是對一些親身經歷過武周后期與兩京爭鋒那段歲月的朝臣而言，心中對此總有一份難以言表、刻意回避的傷感，哪怕私人獨處時都不愿過多念及。實在是那種紛亂動蕩、充滿著陰謀政變氛圍的世道，對每一個身處其中、利害相關的人都是一種折磨。

開元新朝雖然建立在家國殘破不堪的亂象中，但在君臣奮力、自救圖強之下，很快便終結了亂象，重建了秩序。

從開元元年至今，雖然朝中也不乏人事格局的調整變化，對吏治的整頓與對制度的變革，但卻一直都沒有再發生什么能夠讓群眾側目、破壞整個朝情氛圍的謀逆大案。

雖然王求禮的彈劾言辭中也并沒有斷言謀逆，只以或涉非法言之，但臺省重臣夜訪宗王私邸，單單這一件事本身便絕對的敏感，讓人忍不住、下意識的對此充滿聯想。

大殿上，圣人在聽完王求禮的參奏之后，神情并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只是將視線轉向了朝班中的禮部侍郎張說。

張說這會兒神情也有些緊張與局促，隨著王求禮話音落地，他便已經側身而出，趨行走入殿中，免冠下拜而后沉聲說道：“王中丞所奏確有其事，唯事中仍有曲隱，臣恭請能作稟直。”

不待圣人開口回應，王求禮便又正色說道：“事既聞于憲臺，臣趨奏殿中具以上聽，自需下付刑司專事推問。朝堂莊重之所，并非罪員緣恩乞憐之地！涉事者仍存二員，尊卑所限，臣不敢呼名揭發，請彼員自行出班認事。”

這會兒，朝臣們也都紛紛向幾名班列宗王們打量過去。那一道道審視的目光劃過自身，李隆基只覺得仿佛有一道道的利箭在作穿刺，只有一份濃烈的、五內俱焚的焦灼。

他雖然日常思慮極多，在剛剛入世那幾年、憂悵之下甚至都曾設想過會不會遭遇此類的構陷指摘，只是近年來隨著時局的平穩安定才漸漸的放松了心情，以至于當張說登門來訪的時候，他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敏感之處，甚至還在滿心期待著與張說繼續深作結交。

王求禮此番彈劾，對群臣而言只是大感震驚，但對李隆基來說，震驚之余更是將他過往歲月中所有的惶恐不安再次引爆出來，讓他意識到惡意始終縈繞周身，總有刁邪的目光在冷冰冰的凝望著他！

太多的情緒在這一瞬間涌上心頭，以至于讓他完全沒有了自控的能力，臉上的驚恐全無掩飾，涌出的冷汗更是不斷的從臉上滾落下來。以至于他還沒有出班承認，群臣們都已經察覺出王求禮所言張說夜訪的正是這位臨淄王。

群眾的觀望打量更讓李隆基感覺壓力倍增，盡管心中還有理智提醒著他此時該要出班認事，根本就無從逃避，但偏偏兩腿卻如同灌了鉛一般、只是僵立在原地紋絲不動。

殿上的圣人自然也察覺到臨淄王驚恐的呆若木雞的模樣，那樣子仿佛一個膽怯無辜的幼鹿，全無原本歷史上宮變悍將的風采。

眼見這一幕，李潼也不免心生感慨，無論什么樣的人物、稟賦如何，終究還是需要由時勢所造就。眼下的李隆基，并沒有經歷過真正的風霜考驗，在面對真正危機到來的時候，便有些舉止無措、不知該要如何應對處理。

雖然說這小子仍有秉性中的頑固，所以才衍生出這一系列的事故，但如今的世道既沒有中宗朝長達數年冷眼旁觀的經驗增長，也沒有父親李旦站在前方為他們遮風擋雨。而如今的開元時代較之中宗朝也有著天壤之別，起碼李潼對朝情大勢的掌控是他三叔李顯拍馬難及的。

李隆基遲遲沒有出班，朝堂中的氣氛一時間也有些微妙僵持，正當王求禮逐漸變得不耐煩，正待開口點名的時候，他才終于緩緩步出班列，未入殿中便已經在班列一側跪拜下來，語調沙啞低沉的說道：“王中丞所奏言有其事，臣、臣前夜確于坊邸接待張禮郎來訪，但、但彼此言論，全無有觸法度，臣以性命……宗家頑愚，天恩倍享，豈敢、豈敢妄作干犯刑律的謀計，請圣人、懇請圣人相信臣絕無悖佞之想！”

這樣的事情，無論內中曲直如何，當然不可能明明白白的公告于眾。無需圣人開口回應，王求禮便先打斷了臨淄王的當殿申辯，再奏請圣人著三司會審其事。

所謂三司便是刑部、御史臺與大理寺，朝廷凡有重大案件，便由此三司長官聯合審理判定。不過眼下轉駕在即，一部分朝臣已經先一步趕往東都洛陽搭建事務框架，其中就包括刑司的長官。

所以在沉吟一番后，圣人便下令以中書侍郎李嶠領銜，匯同中書舍人、門下給事中并侍御史一人，盡快審理此事并拿出一個審判結果。

五月末的這一次大朝，便因此收尾。因為發生了張說夜訪臨淄王一事，原本有些輕松的朝情氛圍頓時又變得嚴肅起來。

群臣對于這件事也都多有關注、各生看法并議論紛紛，言論主要便集中在張說有些得意忘形以及臨淄王不夠檢點。

如果說這兩人私會是真的在謀劃什么悖逆計劃，自然不會有人相信。倒不是說這兩人人品高潔、坦蕩無私，關鍵是如今的國情大勢，究竟多蠢的人才會覺得會有陰謀詭計滋生的空間？

但哪怕是無涉謀逆，群眾們對這兩人夜會行跡也都多持否定態度。宗王與臺臣們本就交集甚少，哪怕宗王本身供職朝中，職事上有所接觸也都可以在官衙中處理完畢，私下里的來往還是能免則免。

過往數年，這一禁忌雖然并沒有刻意的強調規范，但也一直都平靜無事。如今卻又因為這一對家伙驟生波瀾，與朝群臣們在震驚之后，更多的還是氣惱這兩人無事生非，安穩過活不好，偏要閑極生事，攪鬧得旁人也都不安穩。

不說朝臣們就此產生的議論，案事本身推問的倒是很快。畢竟拋開當中的敏感因素，案事本身其實非常的簡單，三兩句話便能交代清楚，無非張說文蟲騷動、入邸借書，借到之后便告辭離開。

只不過這么高的審斷規格，當然不可能只聽這兩人各自供詞。

李嶠領銜的小三司辦事很是盡責，不獨一一召見這兩人各自家眷隨員加以盤問，甚至就連臨淄王居邸所在的坊曲民戶們也都一一傳召盤問，確定所有的供詞全都清晰吻合之后，才將案情錄定、結案上呈。

在案事審問的過程中，張說倒是坦誠配合、態度可嘉，將自己的動機、行跡交代的清清楚楚，包括何時、哪處與人談論文章并被告知臨淄王坊邸藏書豐厚，甚至他借回的幾本書都做了很詳細的筆記，足以證明自己并不是要借此攀交臨淄王。

但相對而言，臨淄王這里則就有著一些問題。比如張說借書時，明明邸中便有，他卻吩咐家人留下不給。

如果說這件事還可以解釋作是他對那幾本書喜愛有加，不肯割愛，那么在張說入邸前，李敬一恰在邸中，又從側門匆匆離開，這件事又該做如何解釋？

李敬一也是倒霉，受此無妄之災，同樣被傳喚到刑司去一通盤問。

對李隆基來說，他最大的問題并不是與張說在邸中見面，而是暗中操作妹子入選和親一事。無論是暗示門生操縱坊間的輿情議論，還是同李敬一會面碰頭討論如何在朝中進行推動。

李敬一雖然勢位不在，登門拜訪臨淄王不算什么犯忌之事，但兩人所談論的話題，難免有涉朝中的人事關系，一旦全都交代出來，難免又會勾引出朝中朋黨派系的糾紛爭論。

因為需要有所隱瞞，案情交代就一定就會模糊不清，不如張說那樣清晰直白。

因此李隆基心中也是叫苦不迭，原本在朝堂上震驚失措之后，隨著心情逐漸平復下來，他便猜測這一場風波極有可能是朝向張說：有人不希望張說順利的進入政事堂拜相，所以主動的將此事向御史臺進行檢舉揭發。

但是很不巧正遇上他在盤算諸計的時候，從這個思路而言，他是深受張說的連累，這哪里是一個值得結交的好朋友，分明就是一個災星啊！

現在張說坦坦蕩蕩的將事情交代出來，可是他卻有些說不明白，于是也只能避重就輕的略作交代，盡量掩蓋下與李敬一所商討的朝中人事問題。至于能不能應付過去，那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圣人移駕在即，自然不會專就此事過多的糾纏，大朝會結束后的第三天，案事審理的結果便呈交上來，在延英殿召集幾名重臣商討對涉事幾人的懲罰。李隆基、張說并李敬一等涉事者俱在殿外，不無焦灼的等待著最終宣判結果。

李潼在殿中翻閱過案情總結后，便就案轉給在座幾名重臣傳閱起來，他略作沉吟后便開口道：“去將張說召入。”

不多久，張說便趨行入殿，臉色尚有幾分憔悴，但jing神尚好，入殿后便口呼罪臣作拜。

李潼垂眼望著張說，心中也頗有感慨。張說為人靈活練達，這是他的一個優點，若換了別的臺臣大員，未必肯如此配合行事。李潼也是希望張說能夠借由此事增長幾分謹慎自防，未來真正入朝拜相后能夠避免再栽在同一個坑里。

君臣之間并無對話，不久后幾員重臣傳閱完畢，也將自己看法寫在紙條上傳交回來，李潼在看過之后，才又垂眼望向張說道：“臺省所在俱機要衙司，凡所在事尤需謹慎自警。此番訪問雖然無涉大惡，但也確是有干防禁，奪秩兩階、罰俸一年，出任靈州司馬，張道濟有無異議？”

“臣不敢有持異議，多謝圣恩包庇、不廢拙臣！”

張說聞言后連忙叩首謝恩，雖然說這么做他是得了圣人的暗示，但事后將會受何發落，君臣間自然不可能討價還價，所以心里也是不無忐忑。眼下得知一個結果，心里雖然也是略感失落，但總算松了一口氣。

原本身為禮部大員，又剛剛主持過科舉選禮，距離政事堂已經是一步之遙，結果一轉頭便被發配邊州上佐，說不失落那是假的。

但與此同時，張說心里也是暗暗慶幸，心知圣人對他是寵眷有增。

眼下北征在即，靈州則位于朔方，無論是征戰過程中的后勤助軍，還是大戰結束后對突厥余眾的處斷安置，靈州司馬這個官職都甚有發揮，只要在任職事做得出色，履歷上自然是濃厚的一筆，兩三年內歸朝不是幻想，甚至極有可能一舉拜相！

見張說恭然受命，李潼便微微頷首。

張說最為后世所知，還是文壇大手筆的名聲，但能夠與開元名相姚元崇掰腕子的人在才能上自然不會如此片面。歷史上的張說也是內外居顯，俱有功勛，是盛唐出將入相的代表人物之一。

眼下讓張說入朝拜相，也只是政事堂增添一個位置，發揮不大。而朔方眼下也需要一個專司后勤與民事的能臣坐鎮，以配合張仁愿所主持的征戰大計，張說正是一個良選。

處理完了張說之后，李潼卻沒有直接召臨淄王入見，而是望著群臣說道：“臨淄王該要作何懲戒，諸位但有想法，盡可暢言。”

不同于對朝臣的處理，臨淄王作為宗家近貴，身份要更加的敏感，眾人就算有什么想法，在不能確知圣意的情況下也不好全無顧忌的講出。

最終還是中書侍郎李嶠首當其沖，站起身來回答道：“臨淄王有失于臣節、乖張于倫理，若不作嚴懲，則不足警誡邦家！”

雖然在問案過程中極力掩飾與李敬一討論的朝中人事相關，但李隆基想要讓親妹子出嫁吐蕃的想法卻是無從掩飾，還是被審問了出來。所以李嶠才作此發言。

“未定之事，不足論罪。臨淄王邸中妖情興作，欲以宗家血脈取悅西蕃，計雖乖張，但并無臨事之責。朕身為邦家族長，戶中出此慚情惡類，亦難辭其咎。唯故相王辭世不壽，懇請諸君容我循情，臨淄王褫奪朝職、不再履事，就坊禁錮，諸位以為可否？”

眾人聽到圣人已經作此決斷，便也不再多說什么，只覺得圣人還是不失仁厚，甚至連臨淄王的爵祿封邑都沒有進行削減，若臨淄王能夠領會這一番教訓，仍然還能安心的在京中做一個富貴閑王。

在宣布對臨淄王懲罰的同時，圣人也算是對吐蕃此次遣使請求和親定下了一個基調，那就是絕不舍棄宗女取悅外蕃。等到駕臨東都后，群臣便可循此基調再繼續討論該要如何經略吐蕃問題。

當然，圣人的真實心跡是不像群臣所想的那樣偉岸光明。如果只是要單純的警告臨淄王，只憑內衛所查知王仁皎父子事跡進行懲處便已經足夠了。

可現在卻繞了一圈、直接在朝堂上發難，可以說是徹底鎖死了臨淄王與朝中人事交往的渠道。大審坊民，讓合坊住戶都成耳目，之后必然也會對臨淄王邸人事往來保持關注且警惕有加。

至于欲使親妹和親，雖然并不確鑿論罪，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類似社會性死亡的人情困境。

李潼從來也不自詡良善，無論是真實處境中李隆基作為他四叔李旦的兒子，還是原本歷史上這小子所作所為讓他生出的警惕，他都不會對這個堂弟全無提防。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全面性的封鎖壓制。

兩個主要的人處理完畢，至于李敬一這個被牽引涉事者則就簡單得多。

這人在李潼這里政治前途已經宣告結束，今次主動招惹麻煩上身，李潼倒也不想趕盡殺絕，只是下令奪其爵祿、撤除門前列戟，保留一個五品的散官待遇安心養老。

最終兩人也沒能被召入殿中，只在殿外拜受敕命發落，然后便失魂落魄的離開了大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