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作者閱讀記錄字號:小 夜已深,巴黎的街燈在雨霧中暈出一圈圈昏黃的光暈,像未干的墨跡洇在宣紙上。圣殿街區的石板路泛著濕漉漉的反光,腳步聲稀疏,唯有風卷著報紙殘頁在巷口打轉。那家真實的“金太陽”咖啡館卻還未打烊,門縫里漏出一線暖光,仿佛這座城市尚未閉眼的一只眼睛。
店主讓呂克正擦拭柜臺,動作緩慢而專注。他今年六十二歲,在這間咖啡館做了四十年伙計,從父親手中接過鑰匙那天起,就再沒離開過。墻上那塊新換的木牌“歡迎討論一切,包括真理”是他親手刷的漆,字寫得歪斜卻堅定。他知道,這塊牌子若放在十年前,怕是當晚就會被人砸碎;可如今,它就掛在那里,沒人反對,也沒人嘲笑,反倒成了附近學生、記者和退休教師每日必來的理由。
門鈴輕響,一個披著舊斗篷的男人走了進來。他帽檐壓得很低,臉上刻著風霜與熬夜留下的痕跡,手里緊緊攥著一本翻得卷邊的《良言》。讓呂克認得他不是常客,但來過幾次,每次都不說話,只點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坐到打烊。
“還是老樣子?”讓呂克問。
男人點頭,摘下帽子,露出一頭灰白相間的短發。他坐下時,肩胛骨硌在椅背上,像是背負了太久的東西終于得以暫歇。
“他們說你在賣劇本。”男人忽然開口,聲音沙啞。
讓呂克一怔:“誰?”
“外面的人。說你這兒能買到《咖啡館》的印刷本,莫泊桑和索雷爾簽過字的。”
讓呂克搖頭:“沒有的事。劇院那邊控得很嚴,連抄本都算侵權。我這兒只有報紙剪輯,還有人手寫的臺詞片段…你要的話,可以看看。”
他從柜臺下取出一只鐵盒,打開后遞過去。里面是一疊泛黃的紙頁,有些是《共和國報》的劇評,有些是觀眾聽戲后憑記憶記下的對白,字跡各異,紙張不一,卻都被仔細分類、編號,甚至用紅筆標出了“關鍵段落”。
男人翻動紙頁,手指微微發抖。當他看到自己曾在舞臺上說出的那句“真正的自信是什么”,停住了。那一刻,他的呼吸變得沉重,仿佛重新站在了聚光燈下,面對數千雙眼睛,聽見那些沉默中的震耳欲聾。
“你是‘饒舌的雅克’?”讓呂克終于意識到。
男人沒否認,只是輕輕“嗯”了一聲。
讓呂克瞪大了眼睛。他當然看過演出,也讀過報道,知道這個角色由一位無名演員扮演,據說是為了保持“平民感”,索雷爾特意不讓其露臉、不給署名。坊間傳言,那人本就是個流浪漢,被導演從街頭撿回來的。
“您…您真是他?”讓呂克的聲音幾乎顫抖,“我老婆說,您那句‘我們今天是不是第八等級’,讓她哭了半宿。”
男人苦笑了一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燙得瞇了眼,卻不放下。
“我不是什么演員。”他低聲說,“我叫安托萬杜布瓦,以前在里昂紡織廠做工。后來罷工失敗,工廠關門,我流落到巴黎,睡過橋洞,討過飯。索雷爾先生在塞納河邊遇見我,聽我說了一晚上的話關于工資、關于孩子生病沒錢治、關于警察怎么把工會領袖拖進警局再沒出來…他說,這些話不該爛在肚子里,該上舞臺。”
讓呂克聽得入神,忘了擦杯子。
“他問我愿不愿意演。我說我不識字,不會說話,只會罵娘。他說:‘那就罵,罵真話就行。’”
安托萬頓了頓,目光落在窗外的雨幕中。
“我演了七十三場。每一場,我都覺得自己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復活。那些臺詞,哪一句不是真的?老兵的兒子死在戰場上,稽查官踩著皮靴進來收稅,小女孩塞給我一塊面包…這些事,我都見過,我都經歷過。”
他的聲音低沉下去:“可最讓我難過的,不是臺上的苦難,而是臺下的反應。第一周演出后,有位穿貂皮大衣的女人走到后臺,哭著說她‘從未意識到底層如此痛苦’,然后給了我一百法郎,說‘拿去吃頓好的’。我拒絕了。不是因為錢少,是因為她把我當成展品,當成她良心安慰的工具。她看完悲劇,買了心安,轉身繼續過她的日子。”
讓呂克沉默許久,才輕聲道:“那你為什么還要演?”
“因為我看見了別的。”安托萬抬起頭,“我看見大學生偷偷抄臺詞傳給同學;我看見工人散場后聚在街角爭論政策;我看見一位老教士在第三排坐了五場,最后對我說:‘孩子,你說得對,教會欠人民太多。’我還收到一封信,來自阿爾薩斯的一個村子,一個小女孩寫道:‘爸爸看完戲后,第一次抱了我,他說對不起,以前總喝酒打人,現在想改。’”
他的眼里有了光:“只要有一個靈魂被觸動,我就還得站上去。”
兩人陷入靜默。雨聲漸密,敲打著玻璃窗,像無數細小的手指在叩問。
突然,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個年輕人沖了進來,渾身濕透,懷里緊緊護著一份報紙。他是附近師范學院的學生,名叫盧西安,近來幾乎每天傍晚都會來此讀書。
“出事了!”他喘著氣,將報紙拍在桌上,“《費加羅報》今早刊登了議會辯論記錄!財政部長公開批評《咖啡館》‘煽動民粹’‘歪曲歷史’,要求文化部重新審查索雷爾的出版資格!”
讓呂克倒吸一口冷氣。安托萬卻只是冷笑:“來了。”
“不止,”盧西安壓低聲音,“更糟的是,《法蘭西行動報》雖然之前表態支持,但今天社論突然轉向,說‘藝術自由應有邊界’,暗示索雷爾‘受外國思想影響過深’…這是要給他扣紅帽子!”
安托萬緩緩合上鐵盒,手指在盒蓋上敲了三下,節奏如同“維耶勒”的前奏。
“他們怕了。”他說,“當一部戲能讓部長失眠,讓報紙變臉,說明它戳到了骨頭。”
盧西安焦急地看著他:“可他們會封殺你們!停演、禁書、起訴作者…索雷爾先生已經接到恐嚇信了吧?”
安托萬沒有回答。事實上,他已有兩周未見索雷爾。那位作家自演出爆火后便隱居起來,拒絕采訪,也不出席任何活動。有人說他在寫新書,也有人說他被政府約談,甚至有人謠傳他已秘密離境。但安托萬知道真相就在三天前,他在蒙馬特高地的一間閣樓里見到了索雷爾。
那是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屋頂漏水,墻壁斑駁,桌上堆滿手稿和剪報。索雷爾瘦了許多,眼窩深陷,胡子拉碴,手里握著一支磨禿的鋼筆,正在修改《咖啡館》第四幕的草稿那是從未公演的部分,講述一名工人在1881年罷工失敗后自殺,遺書中寫道:“我并非不愿活,而是這世道不容我活。”
“他們想讓我閉嘴。”索雷爾當時說,“但我偏要寫下去。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它是有血有肉的人走過的路。我寫《咖啡館》,不是為了讓人哭,而是為了讓人醒。如果因此獲罪,那便是我的命運。”
安托萬記得自己問:“值得嗎?”
索雷爾抬頭看他,眼神如炬:“一百年前,有人為一句‘自由平等博愛’送上斷頭臺。今天我們還能站著說話,不就是因為有人肯流血嗎?”
此刻,在“金太陽”咖啡館里,安托萬將這段話復述給了讓呂克和盧西安。說完后,他站起身,從懷中掏出一張折疊整齊的紙,放在桌上。
“這是第四幕的臺詞。”他說,“劇院不敢演,媒體不敢登,但我帶出來了。你們要是愿意,今晚就可以讀。”
盧西安顫抖著展開紙頁,燈光下,那些字句如刀刻般清晰:
“(工人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手中握著半塊黑面包)
我沒偷,沒搶,沒騙人,
我每天工作十四小時,腰彎成蝦米,肺里吸滿棉絮,
可我的孩子還在餓肚子。
老板說‘市場決定價格’,
政客說‘國家正在進步’,
教授說‘貧富差距是暫時現象’…
那么告訴我,誰來決定我的命?”
讓呂克讀完,雙手發抖。他忽然轉身,從儲物柜深處取出一瓶塵封多年的白蘭地,倒了三杯。
“敬安托萬,”他說,“敬索雷爾先生,敬所有說不出話的人。”
三人舉杯,一飲而盡。
就在這時,門再次被推開。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進來,帽檐下目光銳利。三人瞬間僵住。
警察環視一圈,最終看向安托萬:“你是杜布瓦先生?”
安托萬緩緩點頭。
“請你跟我走一趟。”警察說,“不是逮捕,是問詢。內政部想了解《咖啡館》劇組的‘創作背景’。”
盧西安立刻激動地站起來:“憑什么?他只是個演員!”
警察擺手:“別緊張。程序而已。你可以一起去,作為見證人。”
讓呂克想說什么,卻被安托萬制止。后者平靜地穿上斗篷,回頭看了他們一眼:“如果我沒回來…就把那張紙貼到門口。”
二十分鐘后,市政廳的問詢室里,安托萬坐在一張鐵椅上,對面是兩名身著便服的官員。房間沒有窗戶,只有一盞吊燈發出慘白的光。
“我們知道你不是普通演員。”其中一人開口,“你的履歷、口音、經歷,都表明你曾深度參與工人運動。我們想知道,索雷爾是否利用你,向公眾傳播激進思想?”
安托萬笑了:“思想還能‘傳播’?我以為它早就長在人心里了。你們關得掉劇院,可關不掉饑餓,關不掉憤怒,關不掉一個母親看著孩子啃樹皮時的眼神。”
“不要挑戰國家權威。”另一人警告,“《咖啡館》已經引起社會動蕩。南特有工人集會引用劇中臺詞,里爾有學校罷課討論‘第八等級’,這都不是小事。”
“所以你們怕的不是謊言,”安托萬直視對方,“而是真相太響?”
室內陷入沉默。
片刻后,第一位官員嘆了口氣:“聽著,我們可以放你走。條件是,停止演出,銷毀所有未公開劇本,公開聲明該劇‘存在藝術夸張’。”
安托萬搖頭:“我可以不說一句話,但絕不會說假話。”
“你會后悔的。”對方冷冷道。
“我已經后悔了四十年。”安托萬站起身,“后悔年輕時不敢說話,后悔妻子病死時沒錢醫治,后悔兒子輟學去扛包…現在,我終于能說幾句真話,你們卻要我閉嘴?做夢。”
他走出市政廳時,雨已停。星空清澈,銀河橫貫天際。盧西安在門口等他,見他出來,立刻迎上前。
“怎么樣?”
“沒事。”安托萬笑了笑,“他們嚇唬我,就像當年稽查官嚇唬農民。可我知道,有些東西,他們永遠奪不走。”
“是什么?”
“聲音。”他說,“只要還有人愿意聽,我們就沒輸。”
一周后,《咖啡館》第四幕的手抄本開始在巴黎地下流傳。學生們將其謄寫數十份,藏在課本夾層中傳遞;工人在夜校朗讀片段,稱之為“我們的圣經”;甚至連軍隊中都有士兵偷偷傳閱,盡管一旦發現即遭嚴懲。
更令人震驚的是,三月十五日清晨,全國十七座城市的火車站、大學公告欄、教堂門口,同時出現大量張貼的全文打印版。標題赫然寫著:
《致法蘭西同胞:我們不是第八等級,我們是人民》
文末署名:“饒舌的雅克與所有不愿沉默的人”
政府震怒,下令徹查。警方突襲印刷作坊,逮捕數人,卻發現印刷機上的字模早已熔毀,無法追查源頭。而民眾的反應更是出乎意料每當一處海報被撕下,次日便會有更多出現,甚至有人自發組織“流動展覽”,用馬車載著大幅展板巡游鄉鎮。
四月初,索雷爾終于現身。他在一場秘密集會上朗讀了《咖啡館》終章,題為《光》:
“他們以為黑暗是永恒的,
卻不知光從來不怕窄門。
它穿過縫隙,爬上墻,
照見塵埃,也照見希望。
一個詞可以點燃千萬顆心,
一句話能讓沉默者開口。
不要問我勝利何時到來,
我只問你,是否還愿前行?”
演講錄音被制成蠟筒唱片,通過地下渠道發售,封面是一盞油燈,燈焰中隱約可見“金太陽”三個字。
五年后,當新憲法確立言論自由條款時,議會議長在致辭中引用了《咖啡館》最后一句臺詞。而在圣殿街區,那家“金太陽”咖啡館依舊營業,墻上掛著一幅油畫:一個穿著破斗篷的滑稽藝人站在燈光下,手中提著“維耶勒”,背后是兩扇門,一扇通向1789,一扇通向未來。
畫旁題字:
“他不是演員,他是回聲。”
據常客說,每逢雨夜,仍能看到一個白發老人悄悄走進來,點一杯黑咖啡,坐在角落默默閱讀。沒有人打擾他。直到某天清晨,人們發現桌上留下一本筆記,扉頁寫著:
“獻給安托萬杜布瓦你讓虛構成為了真實。”
落款是:萊昂納爾索雷爾,1886年冬。
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