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很準時的崇禎,今天卻足足推遲了十分鐘才出現在文華殿前,黃立極等內閣閣臣都小心的打量著皇帝的神情,卻并沒有發現什么端倪。
朱由檢出了文華殿門后,便走到漢白玉臺階上安置的御座上坐了下來。他坐下之后便揚起手做了一個手勢,身后的王承恩便心領神會的讓一邊站立的太監宣布,今天的國是會議正式開始了。
朱由檢的人雖然坐在這里,但是心神卻并沒有放在國是會議上。從乾清宮出發之前,從天津加急傳來的沈陽情報終于放到了他的面前。
從營口建立以來,遼東和天津之間的聯系就比過去容易的多,也頻繁的多。不過營口畢竟是一個用于貿易的新建港口,城內的居民并不算多,女真人更是幾乎沒有。因此,想要在營口打聽后金的情報,幾乎很少能得到有用和及時的消息。
社會調查局幾經努力之下,終于在今年3月和阿敏的親信家奴以合作的方式,在沈陽城內開設了一個酒樓,以打聽后金內部的各種情報。
自從努爾哈赤起兵之后,遼東的農業就出現了大幅度的退步,雖然建州女真依靠武力從遼東漢人手中劫掠的物資,足夠養活整個女真一族。
但是隨著關寧防線的穩固下來,后金能夠從大明這里搶掠到的物資就遠不如過去了,加上從努爾哈赤時代開始的,交好蒙古和掠奪野人女真人口以充實建州女真的政策,使得后金每年消耗的物資都呈現擴大趨勢。
黃臺吉登基時,依然秉持了努爾哈赤制定的國策,但是遼東原本就落后的農業加上天災,使得后金的糧價一度達到了每斗8兩白銀的天價。為了維持后金的經濟不至于崩潰,黃臺吉登基時,便一改努爾哈赤對于漢人的高壓政策,改為懷柔漢民,以恢復遼東的經濟生產。
此外,黃臺吉還借著這個機會,下令漢人與滿洲分屯別居。先以漢人十三壯丁為一莊,給滿官為奴。很快,又變成了每備御止留八人,馀悉編為民戶,處以別屯,從而消除了八旗旗主勢力不斷擴張的隱患。
而在商業上面,黃臺吉加強了對外貿易的監管,一方面是打擊后金國內的走私貿易,一方面則是更好的管控物價。而糧食貿易更是后金監管最為嚴厲的一個行業,沒有得到四大貝勒的準許,就算是滿蒙親貴私下釀酒,都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
遼東原本就是苦寒之地,遼民十之七、八都嗜好烈酒,后金下令禁止私釀酒之后,沈陽城內的酒樓生意就一直很好。就算是阿敏也甚為眼饞其中的利潤,但是苦于沒有糧食的來源和明國酒水的供應渠道,他也只能想想而已。
四海貿易公司向他提出了,雙方合作在沈陽開辦酒樓的提議后,阿敏沒有多加猶豫就同意了。相比起從陸地上長途運來的高價酒水,從天津利用海船運輸到營口的酒水顯然要便宜的多。
這個酒樓開辦了不到3個月,就賺回了所有投資成本,阿敏對于自己得到的分紅也很滿意。而社會調查局也的確從酒樓內聽到了不少消息,比如六月份后金朝堂上對于出兵伐明還是討伐林丹汗的爭論。
不過去酒樓飲酒的,都是女真人中的中低階官員,雖然他們在酒席上的談話有著不少有價值的情報,但是喝醉了酒后胡亂吹牛的虛假消息也不少。
負責在沈陽城內主持搜集情報的調查局官員,不是頭疼于如何收集情報,而是如何從一堆南轅北轍的消息中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而在另一方面,沈陽和營口之間往來不便,后金此時還處于國力上升期,因此官員的辦事效率和能力,倒是比大明的官員還高上一些。努爾哈赤和黃臺吉都是慣于使用密探打探大明消息和拉攏明軍將領的人物,因此他們對于沈陽城內的監控還是相當嚴密的。
對于四海商行這種來自明國的商人,雖然有著拉攏的想法,但是對于這些商人的監控也從沒有放松過。社會調查局開辦的酒樓,每月從營口運輸酒水往沈陽的車隊,始終都處于最嚴密的搜索之下。
如果不是社會調查局始終堅持著,沒有主動交接后金官員,從旁打聽后金朝堂上的消息,沈陽和營口之間的情報傳遞使用密語,恐怕這個酒樓早就被后金所關閉了。
而今天早上姍姍來遲的情報中匯報,黃臺吉于十月初一率領大軍出沈陽,據聞乃是去討伐西遷的察哈爾部。黃臺吉大軍出城之后,沈陽城便封鎖了5日,以防備蒙古人走漏消息,是以此次的情報傳遞才會滯后。
根據調查局人員在酒樓聽到的閑談,黃臺吉此次出兵察哈爾,只是從八旗各牛錄中挑選了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并無攜帶投降后金的漢人軍將。而隨黃臺吉出征的,除大貝勒代善和四貝勒莽古爾泰之外,還有岳托、濟爾哈朗、豪格等眾小貝勒。
二貝勒阿敏坐鎮國內,后金八旗主力尚在,加上投降后金的漢人軍將未動,因此雖然黃臺吉抽調人馬出征察哈爾,但是國內的防御依然穩固不搖,不是可以輕易進攻的對象。
自從同后金議和之后,大明和后金就開始了初步的接觸,原本對于后金軍制和國內形勢一無所知的大明朝堂,終于開始對這個崛起于遼東的野人部族有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和女真人打了近十年的仗,大明君臣對于后金的了解,也不過是努爾哈赤、八旗軍隊等寥寥無幾的名詞而已。同后金議和之后,不過一年時間的貿易往來,總參謀部和內閣大臣們得到的關于后金的消息比過去十年的總和還多。他們總算知道了,現在后金國內除了一個大汗之外,還有四大貝勒共同議政,十固山貝勒執政的怪異制度。
而對于總參謀部和兵部官員來說,他們終于不用費心的從前線將領的戰報中去估算后金的軍力了,那些將領報告中,動不動就是擊退了長甲兵十余萬,短甲兵十余萬,都快要把女真人形容為撒豆成兵的妖人了。
根據社會調查局的報告,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以來,八旗名下初有牛錄200個,到了今日大約總數已經達到了246個牛錄。
牛錄原本是從前建州女真出兵打獵時設置的臨時首領,當時女真人以每十人為一牛錄,推舉出一名首領,以指揮這一牛錄打仗或是圍獵,牛錄首領又被稱之為箭主。
努爾哈赤吸收了建州女真這一傳統習俗,制定了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的八旗制度。他不但擴大了牛錄的規模,還固定了牛錄首領的地位,從而穩定了建州女真的軍事化組織。
而牛錄也就成為了后金最基本的一個社會單位,屯墾田地,征丁披甲,納賦服役,都以牛錄為計算單位,而八旗制度的實質,便是每300人設一牛錄額真,五個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個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固山就是女真人戶口和軍事編制的最大單位,漢語即為旗,因此也被稱之為八旗制度。
這種嚴密的社會組織形態,顯然要比大明的皇帝官員士紳平民等級制度更容易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在崇禎眼中,如果去掉了八旗制度中的奴隸制和上下級之間的人身附庸關系,那么這已經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度相差無幾了。
人口百倍于后金,卻屢屢被女真人所擊敗的明軍,其實輸得并不冤枉。撇開雙方軍事統帥的指揮藝術和兩軍的裝備比較,僅僅是軍隊的組織度上,明軍已經差了女真人數條街去了。努爾哈赤可以切實的掌握八旗的每個牛錄額真,但是明軍的統帥除了自己的家丁和親信外,是指揮不動非嫡系部隊的。
在努爾哈赤設想中,每一牛錄設定為300人,出戰時按照三丁抽一人或是五丁抽一人的比例,編組成一個牛錄的披甲兵,由牛錄額真率領。
不過在常年的征戰中,因為戰損和補充丁口的關系,各牛錄人口并沒有接近這種完美的狀態。而且建州女真畢竟還處于一個奴隸社會的形態,八旗旗主實質上就是八旗的奴隸主,而努爾哈赤就是最大的奴隸主。
既然是奴隸主,自然就做不到把自己劫掠的人口財物交給其他人享用,即便是努爾哈赤自己,對于八旗也是有著遠近親疏的不同態度的。因此努爾哈赤自領的兩黃旗自然是兵強馬壯,往往能夠優先獲得人口和財富的分配,其名下牛錄規模常常超出300人的標準。
至于關系疏遠的兩藍旗和建立時間較晚的兩白旗,不僅牛錄人口往往不能達標,就連牛錄數量也少于各旗。
黃臺吉登基之后,雖然很快控制了兩白旗,并同原先的兩黃旗進行了交換,成為了新的兩黃旗。但是實力強橫的新兩白旗,很快便團結在了多爾袞兄弟身邊,以阻止黃臺吉繼續對這兩旗進行削弱。
黃臺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牛錄的基本人數降到200人,并規定每牛錄出兵60人,其中或多或少,務于三人中選一人。他牛錄甲雖有余,亦不許補不足。
這條規定顯然是針對人丁茂盛的兩白旗和正紅旗,畢竟后金一向依靠劫掠為生,出兵的多寡,直接影響到戰利品的分配。人多口雜的兩白旗和正紅旗,如果每次出兵都和其他旗獲得的戰利品一樣,那么那些八旗將領們必然會被手下的旗丁們所埋怨。
按照這個情報,黃臺吉出動的八旗甲兵不會超過5000人,按照每一甲兵配備兩名無甲兵計算,就是15000人。這些無甲兵,大多是女真人攜帶的奴隸或是子侄,負擔出戰時的后勤、雜役等工作,也在戰后負責向后方運回戰利品。
除了這些八旗軍將之外,便是黃臺吉及以下的女真親貴身邊的親兵家將,因此女真人此次出征察哈爾部的兵力,不算蒙古附庸部落的兵力,應當在1萬5千到2萬之間。
按道理說,以這樣的兵力攻打察哈爾部是足夠了,但是攻打有著長城防線的大明,顯然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崇禎心里依然還是不能釋懷,只要黃臺吉的軍隊一日沒有同察哈爾人交戰,他總覺得這件事就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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