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卷 拂曉之晨_第389章 廢奴

　　對于袁可立的驚訝，朱由檢并不在意。區區2500萬兩白銀，江南豪族怎么會拿不出來。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后，從這座城市的勛貴、官僚、宦官、商人手中就拷掠出了7千余萬兩白銀，這還是上交給李自成的公開財物。

　　朱由檢是不相信，在一個軍紀敗壞的軍隊中，軍人會把搶掠來的民財都繳納歸公的。即便是當年紅軍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也是經過了無數的紀律整肅，才把一只農民武裝變成一只紀律整然的革命部隊的。

　　而這還是在人以清教徒的自律方式下，才取得的偉大成果。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領袖進入北京后，便迅速腐化墮落，那里還能約束的住部下往自己口袋里裝金銀。

　　因此，李自成的起義軍從北京城的縉紳富戶手中拷掠出了7千余萬兩白銀，最起碼還有三分之一數量的財物，是落入到了起義軍將士手中的。因此光是北京城，所擁有的金銀就起碼超過了9千萬兩。

　　號稱聚集了大明三分之一財富的江南地區，怎么可能會拿不出2500萬兩白銀。外面雖然不過只有30多個官員，但是他們背后起碼同上百個江南豪族大戶有著姻親關系。真要較真起來，抄上一回家，也并不是湊不齊這2500萬兩白銀的。

　　不過一來這3500萬元國債，乃是為了預備增發的紙幣準備的，并不是給這些江南縉紳贖罪用的。二來想要進行一場工業革命，就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一個有足夠消費能力的市場。

　　對比起海外充滿了不確定風險的外貿市場，一個成熟而又穩定的國內市場，顯然是工業革命初期最為需要的存在。

　　蘇州府額定稅糧約250萬石，松江府約96萬石，常州府約76萬石，嘉興府約62萬石，湖州約47萬石，以上五個地區的額定稅糧總計約531萬石，約占全國額定稅糧收入的五分之一弱。

　　到了崇禎元年，蘇州府應收稅糧已經發展到了350萬石，松江府也發展到103萬石。雖然這兩個地區都有拖欠現象，但是兩地的稅收加起來達到了大明田賦總額的六分之一，已經足以證明，這兩個地區的稅收完成度，已經足以影響到大明財政的支出狀況了。

　　這也是為什么，蘇松可以代指江南地區，而江南官紳對于朝廷的影響力會這么大了。畢竟在江南縉紳眼中，大明朝廷完全是靠江南的稅賦養著，難道還不允許他們對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嗎？

　　而作為全國稅糧第一第二的地區，蘇州每畝稅糧是三斗八升，松江是每畝稅糧二斗四升二合。這種固定稅額制度，使得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也難怪這些江南官紳能夠煽動起平民的不滿來了。

　　雖然崇禎頭痛于江南縉紳的偷稅漏稅，和拖欠田賦時的無恥。但是他也很清楚的認識到了，江南地區是大明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會，這一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差不多已經開始瓦解了，如果他要推行工業化，那么生產出來的工業品，能夠進行大力吸納的，只有人口繁多又開始步入市民社會的江南城鎮。

　　以江南五府的稅賦估算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規模，大約就在16000萬兩到25000萬兩的樣子，大約占據了大明商品經濟規模的一半左右。

　　而根據這一年來對各地經濟數據的調查收集，戶部和數學院估算出，崇禎元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為8億5千萬兩白銀。如果以一億五千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個大明人創造了567兩白銀。

　　也許這個數字并不是很準確，畢竟現在的大明并沒有建立一個遍布全國的統計局，但是這個數字同大明人均溫飽的水平線相比，出入不是很大，因此不管是戶部的官員還是崇禎都認可了這個數字。

　　但是想要把江南地區變成一個真正的商品經濟社會，首先就需要廢除各種人身依附關系。沒有人身的自由權力，就不會有私有財產的獨立權力。而沒有私有財產的獨立權力，就不可能會出現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對于袁可立的疑問，朱由檢原本板著的臉卻突然緩和了下來，他平靜的對這位刑部尚書說道：“朕又不是強盜，他們也不是肉票，朕能干出拿錢贖買罪行的事嗎？

　　如何處置他們，這是法律規定的事，朕身為大明天子，只會監督有沒有人徇私枉法，和法官量刑是否過重。至于法律條文本身，是為天下人而設置，不是單單為了某個人設置的。因此袁尚書不必過于悲觀，你身為刑部尚書，難道不更應該相信法律嗎？”

　　隨著崇禎的開口，袁可立似乎聽到了身邊幾位同僚放松呼吸的聲音，但是他可沒有這幾位同僚這么寬的心，以為遵照法律就能替外面的清流官員脫身了。

　　皇帝這么說，不過是撇清了他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傾向性。但是，黃立極、吳淳夫這些閹黨，難道不會趁著這個機會對東林黨人落井下石么。

　　袁可立還在思考的時候，朱由檢又繼續說道：“朕讓郭先生把這份預算書提前拿出來，主要是還有一件事，要同各位商議。

　　首先，建立12座工業城市，必然會需要農村的富余人口向這些城市聚集。我們都很清楚，從國初傳下來的規矩，除了士子之外，其他百姓出門都需要路條。

　　如果按照老規矩去做事，恐怕這些工業城市建好了也招募不到工人。而且現在大明是田少而人多，各地的流民數量有日趨漸多之勢。這些流民因為沒法在當地落籍，又不能返回原籍，往往造成了地方社會上治安的混亂。

　　而江南地區雖然流民較少，但是游手好閑的市井之徒眾多，這些惡少游手在街面上欺行霸市，不僅擾亂了市場經濟，還使得良善百姓難以正常的生活。

　　所以，朕希望，第一改革現在的戶籍制度，要允許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打工；第二對各地流民要進行管理，安分守己的要給予落籍，對于一些犯罪者則要加以嚴懲；

　　第三江南各地從明年開始，全面推行巡警制度，對一些危害百姓生活的犯罪團伙要堅決給予打擊。特別是同這些犯罪團伙勾結的官府中人，還有地方縉紳，更是要從嚴從重進行打擊。

　　最后，朕希望對現行的奴婢制度進行改革，朕的要求是取消奴籍，把奴仆改為雇傭工人制。今后大明人不得為奴，敢以大明人為奴者，以謀逆罪論處。”

　　除了黃立極、徐光啟、郭允厚等寥寥幾位官員沒有露出較大的神情變化，其他官員到真是有些被崇禎的話語給驚到了。

　　這時代的良賤之分還是很嚴格的，凡是奴仆之輩觸犯了主人要承受打罵或是被送交官府懲治外，奴仆同主人發生沖突，是要加倍治罪的。而且奴仆之子孫基本很難脫籍，也不能獲得參加科舉考試等權利。

　　這些奴仆在縉紳眼中，就是如同馬牛一般的私人財產。釋放奴婢，在他們眼中和奪取他們的財產也沒什么分別了。

　　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北方籍貫的官員又比南方籍貫的官員要稍稍鎮定一些。畢竟北方田多而人少，土地產出又不高。蓄養奴仆耕作田地，還不如把土地出租給佃農收益高。

　　這也是因為奴仆的勞動積極性不高，一年耕作所得還不夠他們自己吃的，主家又不能把他們給餓死，這也是觸犯法律的。倒是出租給佃農后，拿走固定的田租，并不需要去管佃農的死活，因此收益反而更穩當些。

　　至于南方因為田地產出較高，又有發達的商品經濟，蓄養奴仆耕作織布，都能獲得不錯的收益，因此南方的縉紳富戶更喜歡蓄養奴仆。

　　對北方官員來說，崇禎要求釋放奴仆，不過是損失家中服侍的一些奴婢。雖然有損失，但是這個損失并不是不可接受。相比起這點損失，他們更為看重的是，郭允厚說說的12個工業城市投資，足足有9個在北方。

　　1千8、9百萬元的投資，大部分都同這些官員的家鄉有所關聯，他們只要從中稍稍過一過手，便是成千上萬的收益，又豈是區區幾個奴婢的損失可以相比的。

　　而幾名東林黨領袖都眼巴巴的望著袁可立，顯然他們也有些失去主意了。答應了崇禎的條件，不僅自家要受到損失，還要得罪江南縉紳。但是不答應的話，恐怕東林黨人今天就要先被清洗一遍了。

　　袁可立是河南人，他家中的奴仆數量同樣不少，老實說，如果有選擇的話，他并不想接崇禎的話。

　　作為東林黨中幾個政治能力較為出色的官員，他很清楚崇禎口上說的很好聽，這些條件同對外面那些官員的處置無關，一切都要看法律云云。

　　但是，崇禎可以選擇他這個刑部尚書處理這件事，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同樣也能把這件事交給大理寺和檢察院，那兩個部門可一向是被忠誠于崇禎的官員所掌握著。

　　更何況，就算他們現在不接受這個條件，等到崇禎在江南地區建立起巡警系統后，他會不借著東林黨案清洗反對釋放奴婢的江南士紳么？

　　袁可立想了半天，還是選擇了屈服。他對著崇禎說道：“釋放奴仆，足以見證陛下之仁厚之心。但是蓄養奴仆的制度，自隋唐就已經存在了，如果貿然廢止恐怕會惹的天下沸沸揚揚。老臣懇請陛下從長計議，先制定一個妥當的方案，再行頒發釋放奴仆的詔令。”

　　雖然袁可立提出的建議還有些拖延時間的意思，但是朱由檢卻并不那么放在心上。有了這些東林黨人的首肯，不僅江南縉紳反對釋奴的聲音會小去，即便是北方的士紳也要少去不少聲音。

　　他笑了笑回道：“袁尚書果然是老成謀國之言，那么國是會議先出一個決定，向天下公布。首先，大明的奴婢制度不符合圣人對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因此遲早是要廢除的。朕以為這個徹底廢除的時間，就定在10年內。

　　但是怎么廢除這個奴婢制度，要分成幾個步驟廢除，還是需要各位進行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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