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浮生 第十一章 勸阻

“……1665年的北京，曾經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那就是掌握朝政大權的鰲拜力排眾議，同時在開封、錦州、漢中三地訓練四支新軍，以適應越來越瞬息萬變的戰場局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統領這四支新軍的將領中，倒有兩人是漢將，分別是開封新軍統制張勇、漢中新軍統制趙良棟，如果再算上隸屬于漢軍旗的錦州新軍統制孫思克的話，那么這四支清帝國重金打造的新軍部隊，倒有三支是由漢族將領指揮，除了圖海一手組建、訓練的錦州新軍二期。”

東方的天際已經泛起了一片魚肚白，看了一夜稿子同時也修改了一夜稿子的郭普夏，揉了揉有些酸澀的雙眼，放下了手里有關清國的稿子。這些文稿，是他手下一位資深情報官員創作的，風格與上一篇有些不同。而且因為獲得清國信息的渠道有限，因此很多部分流于猜測，一些觀點也有待證實，所以文章內容在一些人看來也許沒那么令人信服。

文章是從東岸人資料最多的軍事體制的改革引出的，著重指出了清軍現在并行的三套軍制，即八旗軍、綠營軍和新軍。

“……八旗軍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國皇帝支付軍餉及賜予田產。佐領以上的八旗軍軍官每隔五年左右就會在各部之間調動任職，以防止宗室清貴或統兵大將擁兵自重。這是一種成熟的軍制，也令君主能夠安寢，不至于稀里糊涂地死于宮廷陰謀之中。整個帝國目前大概擁有此類軍隊2025萬人左右，但我們對這個數字表示高度存疑，因為有情報顯示，清帝國滿蒙漢八旗成年男丁加起來也不過才25萬人出頭的樣子，這意味著他們將絕大多數成年男子都算入了軍隊數量之中，或者正如他們所言，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人，都要服役，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綠營軍的規模龐大，幾乎達到了五十萬人之眾，也許有六十萬人，我們沒法確切地統計。在1645年的時候，綠營軍規模最大時可能達到了八十萬或一百萬人之多，這是因為前線將領們收編了太多的降兵。在此之后，隨著局勢的變化，清廷進行了大規模的裁軍，這是一項極有魄力的行動，保障了帝國財政的健康——現有的綠營軍每年需要約400萬兩銀子及數量不詳的糧食、布匹、鹽來維持——同時也勉強護衛了帝國的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綠營兵是世襲制的，待遇非常一般，且近些年來還經常遭受上級的克扣，士氣下落很快。若早些年他們還能與我們的仆從軍進行比較的話，現在已經不配與進行全新整編后的新軍部隊來比較了，從各方面都不如。”

“……新軍目前有十萬人左右，這是清帝國目前情況下所能維持的極限了，除非他們愿意裁撤綠營兵的編制，但這似乎并不能節省多少財力。在這十萬人的新軍中，錦州新軍分兩部，一部由圖海率領，約四萬人，其中頗多滿、蒙、漢八旗子弟，另一部由孫思克率領，約二萬人上下；河南新軍由老將張勇統率，規模在二萬人以上，漢中新軍由趙良棟率領，規模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再算上北京神機營中習練火器戰術的五千名士兵，清帝國新軍總規模達到了十萬人上下，即便放在歐洲也是不小的規模了。”

“……當然了，考慮到火槍、火炮裝備的比例，以及諸如士兵待遇方面的差異，清帝國維持這十萬人新軍所付出的代價，未必就比奧地利人維持34萬名常備軍的花費要高多少。不過他們現在很多火器自產的質量越來越好，在可預見的將來維持軍隊的成本會緩慢下降，除非他們決心進一步提高火炮等技術兵器的配備比例。”

“……如果說待遇和裝備僅僅是軍隊戰斗力的一個方面的話，那么清、順、明軍中間存在的一個共同的痼疾則嚴重限制了他們軍隊的戰斗力。根據訓練清國、明國新軍的德意志雇傭軍官描述，無論是清國還是明國軍隊，他們都很難使得中、上級軍官參加訓練，因為他們認為與普通士兵在操場上一起摸爬滾打是有失體面的。而且更糟糕的是，這些中層和高層軍官在軍隊中擁有不參加直接戰斗的特權，因此很難說這些人對于新式的戰法有多了解。當然或許他們私下里也會通過自己的渠道了解、學習新式戰法，但這就不為人所知了。總而言之，清國新軍的戰斗力不宜過分高估，水平可能也就和我們這些年整編出的五個整師的新軍相當，也許本土作戰時有一定的優勢，但如果出外遠征，效果可能不會太理想。”

看得出來，由于情報來源的因素，這片描述清國狀況的報告給予了軍事方面很大的篇幅，不過就內容本身而言，大體上卻還比較符合事實，尤其是那些有關清國軍隊規模、裝備、開支、訓練和戰斗力的描寫，是通過收買的一些曾參與過清國軍隊現代化訓練的歐洲教官了解到的，也可以說是第一手資料了。

這樣的軍隊，郭普夏認為東岸人在地形——比如膠萊新河防線、四明山、會稽山等等——的幫助下，守住寧波、登萊問題應該不大，除非清國方面傾盡全力來攻，但這顯然不可能。當然我們也應注意到，清國軍隊的整體實力還是應被尊重的，他們在對順國、明國時擁有很大的優勢，這毋庸置疑。

“……與南方李順政權控制區有所不同的是，龐大的清帝國的農業成分要遠超他們。這個國家超過一半的土地以小麥種植為主，與歐洲和東岸類似，其中西北的甘肅及部分青海地區以春小麥為主，河南、山西、陜西以冬小麥和小米為主，河北、安徽、江蘇、山東以冬小麥、高粱及海外傳入的新作物為主，其長江兩岸部分府縣還出產大米、茶葉、油菜籽和其他一些作物。每年夏收、秋收的情況都要第一時間呈送北京的朝廷，由皇帝本人與各級官員評估糧食收成的好壞，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應的政策，你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有些奇怪、古老的預算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龐大規模的軍隊及戰爭帶來的壓力，地方州縣的財政負擔并不輕，因此很多州縣會時不時地上報‘歉收’，以抵制北京朝廷要求的增加繳稅額度的愿望，而帝國政府因為體制及統治方式的原因，往往無法對此作出準確的判斷。”

“……雖然稅收負擔不輕，但因為明朝末年戰亂導致的人口減少，現在雖然大大恢復，但人均擁有的土地仍然十分可觀，農民們的生活過得并不艱難，比廣東、廣西及西南一帶明朝統治下的農民們總體而言要輕松一些——當然戰爭的臨時加派、地方官吏的貪婪以及盜匪可能的出沒，都會導致農民的生活狀態在短期內發生急劇的變化，但總體而言，清帝國建立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作為其統治核心的北方的人口、糧食產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長，水利、灌溉、儲量設施都得到了更新乃至擴建，這對于農業形態的社會而言十分重要。”

“……最近十多年以來，根據我們的觀察，清國農田種植面積之中，像桑樹、茶樹、棉花、芝麻、大豆、玉米、紅薯、土豆、芝麻、花生等作物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前面三者。這似乎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市場對這類經濟作物的需求與日俱增。我們無從證實清國境內是否開設了足夠規模、投資巨大的棉紡織廠、絲織廠或茶廠，這方面的資料太過缺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帝國最近十多年對外輸出生絲、綢緞、茶葉、棉布的數量大大增加，這從倫敦、阿姆斯特丹市場公開的財務資料就能看出，英格蘭、聯合省的兩家東印度公司每年在清帝國采購了巨量的上述商品，其中甚至包括數量不詳的北方出產的柞綢。”

“……紡紗業是清國農村最重要的手工業，迄今為止清國80以上的棉布都是‘國產’的，只有極少數是從順國、寧波以及外洋商人處購入。毫無疑問，清國95以上的工業產值是手工業，只有極少數的行業才會采用一些原始的、簡陋的、效率低下的水力或畜力機械生產。就這一點說，他們被與我國貿易頻繁的順國、明國遠遠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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