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等待中

　　“當時唯一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有多大風險”

　　時間回到10年前的5月12日。

　　那個初夏午后，四川汶川發生了8.0級大地震。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的一次地震。

　　5月13日凌晨，時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長的李振波受命指揮一支突擊隊空降震區，參加救援。李振波當過傘訓教員、引導隊隊長、空降空投處處長，是一線指揮員的最佳人選。與此同時，來自全空降兵部隊的精英們陸續集結。

　　這是當時空降兵成立58年以來，首次以空降形式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

　　此時，地震災區道路損壞嚴重，地面救援部隊難以抵達，位于震中地帶的茂縣已成“孤島”。空降兵成了進入災區了解災情的最后希望。

　　5月13日早上，他們飛赴震區。此前，空中路線被暴雨和濃云阻斷，直升機6次試圖著陸，都未能成功。

　　傘降高度以下有雨，是空降大忌。時隔10年，李振波仍記得那天震區的天空。當飛機下降到7000米時，飛行員發現，“雨刮器凍住了，什么都看不見，只能靠儀表飛行”。

　　由于機身結冰，艙門無法打開，飛機在震區上空轉了一圈不得不返回成都機場。此時，地震發生已將近24小時，災區群眾依然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系。李振波等人苦苦思索下一步的行動方案。最終，指揮部決定由一支小分隊使用翼傘先行空降，偵察摸清災情和地面情況，再引導大規模空降空投。

　　翼傘比傘兵常用的圓傘飛行靈活，抗風能力更強，但操縱更復雜。空降兵訓練有規定，只有使用圓傘跳傘達到一定次數，才能開始翼傘訓練。

　　14日凌晨，李振波和其他14名精心挑選出的傘兵連夜備戰，然后焦急等待著天氣好轉。

　　這是一場無氣象資料、無指揮引導、無地面標識的“三無”空降。難度可想而知。茂縣為高山峽谷地形，可供空降的地域十分狹小，境內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他們必須在5000米以上的高度跳傘。對于通常在數百米高空跳傘訓練的傘兵來說，這無異于生死“盲跳”。“當時唯一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會有多大風險。”時為空降引導隊士官的李玉山回憶道。

　　14日上午，天氣好轉，一架運輸機搭載著傘兵們飛向震中。11時47分，飛臨茂縣上空，趁著云層中露出一絲狹小縫隙，李振波第一個躍出機艙。緊接著，于亞賓、任濤、李玉山、向海波、雷志勝、趙四方、劉志保、趙海東、郭龍帥、李亞軍、劉文輝、王磊、王君偉、殷遠…15勇士分成兩批紛紛躍入茫茫云海。

　　最后一個跳進震中的殷遠永遠記住了那一刻：嚴寒沁入骨髓，缺氧令人眩暈，四圍高聳入云的雪山“讓你像是跳進了一口井里”。

　　在將近一刻鐘的傘降過程中，他們漸漸清晰看到了陡峭的山崖、奔騰的岷江、茂密的叢林、縱橫的高壓電線以及被震壞的房屋…

　　他們都清楚，“躲不過其中任何一處，都可能丟了‘小命’”。

　　他們更清楚，唯有穿越這重重險阻，才能將生的希望帶給絕境中的百姓。

2.無悔選擇　　“軍人不是為立功而戰，祖國和人民需要時必定義不容辭”

　　其實，15名突擊隊員中，并不是每個人都必須直面那生死“盲跳”的。

　　直到5月14日臨出發前，李振波才同意了向海波參加行動的請求。為什么拒絕他參加？表面的答復是“你跳傘次數還少”，李振波心里其實還有另一層考慮：下去可能會面臨傷亡，他才23歲，年齡還小“于心不忍”。

　　“當時真沒想過怕什么。”向海波坦言，這些年，他先后有4次主傘打不開用備份傘著陸，有時也會擔心好運氣哪次就用完了。“沒有臨空一跳的勇氣，是當不了傘兵的”，10年后，他那單眼皮下的眸子依舊閃亮。

　　原計劃中，李振波也不用跳傘。最初，上級賦予他的任務是組織指揮部隊空降。但在13日飛臨震區上空了解到復雜的情況后，他決定帶頭“盲跳”。他打了個電話給部隊領導：“不管怎樣，我們一定要跳下去！”

　　跳下去！曾到過川西地區，見識過當地復雜地形的于亞賓知道其中的風險。“我是考慮過回不來的。”那天出發前，他特意“把存折里還有多少錢跟家屬說了”。同是空降兵的妻子立馬嗔怪：“呸呸呸，你說這些干啥！”

　　說與不說，現實的風險就擺在那里。

　　跳傘后，由于開傘器的工作環境在海拔3500米以下，不少人在空中自由落體下墜了1000多米。李振波和王君偉還遭遇了主傘打不開，啟用備份傘降落的險情。

　　落地時，由于地形復雜，殷遠落進櫻桃林，傘掛到了樹上；李振波撞到樹上，大腿被樹枝刺穿；雷志勝右腿撞在了石頭上，腫得老高，走路一瘸一拐…

　　最終，15人還是傘降成功了。14日12時25分，地震發生46小時后，他們作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進了“孤島”茂縣。

　　著陸后，他們第一時間向指揮部發出了一份事關戰友生死的情報：由于地面情況復雜，不利于大規模空降，而且剩余人員所用傘具都是圓傘，抗風能力差，建議取消后續的空降行動。這意味著，他們將獨立承擔起偵察地震災情、引導空中救援等任務。

　　地面比空中更危險。沿岷江通向汶川的道路，已多處被山體滑坡掩埋，余震不斷。腳下是滔滔江水，頭頂不時有石子落下，打在頭盔上，砰砰直響。有一次，他們剛剛通過一處滑坡地段，巨石就轟隆隆滾落，“石頭有半間房子那么大。”

　　讓他們更加記憶深刻的是見到災區群眾時的情景——

　　不論他們降落的地點多偏僻，一落地，總有人群呼啦啦圍上來。李玉山記得，當時一位40多歲的男子抓住他的手喊“解放軍來了”時，手一直在顫抖。

　　挺進汶川途中，他們不時遇到游客從震中往外走。看到帶著通信設備的解放軍，人們紛紛遞來寫有親人電話號碼的紙條，希望能代為報個平安。后來沒紙了，他們就把電話號碼寫到迷彩服上。一件寫滿了電話號碼的迷彩服，至今珍藏在空降兵軍史館。

　　“我們小分隊的價值，除了偵察災情、引導空中救援，還在于一路上給災區群眾帶去了生的希望、帶去了黨和政府的關心。”回顧10年前那場行動，于亞賓感慨：“軍人不是為了立功而戰的，祖國和人民需要時必定義不容辭。”

　　事實上，他們的功績已經載入史冊。空降震中后的7個晝夜里，他們翻越了4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峰，徒步220公里，在7個鄉、55個村莊偵察災情，上報重要災情30多批次，為后續救援提供了寶貴的科學依據。

　　他們還在茂縣、汶川沿途開辟機降場6個，引導機降、空投20多架次。其中，在汶川開辟的首個機降場，為震中地區輸送了大量救援物資；在茂縣牟托村開設的空投、機降點，一舉解決了附近10萬受災群眾和傷病員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