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千呼萬喚始出來：瘟疫催生的活閻王

一場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驗了中華民族，也考驗了東漢朝廷的智慧。黑社會老大被迅速“招安”，他會痛改前非，為國效命嗎？

第一節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羅馬人的到來，不僅給劉家朝廷帶來了榮耀，也帶來了恐怖的瘟疫。既然政府無力控制疫病蔓延，無助的百姓們只好求助于神靈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發展。為了拉攏士人對抗黃巾起義，靈帝解除了黨錮。黨人領袖袁紹“被迫”出山，成了大將軍何進的頭號參謀。他會因此改變本初俱樂部的宗旨嗎？

公元2世紀末，中華文明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危局。從未有人聽說過如此恐怖的瘟疫，從未有人見過如此怪異的病情。堯舜時的大洪水沒有動搖過中華民族的意志，東周時期的500年內戰沒有減少中華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華民族所要面對的敵人，似乎有著無窮的超自然能力，簡直就是死神本身。自從公元171年開始，僅僅一個世紀之內，中國的在籍人口就從漢桓帝時期的5600余萬下降到晉武帝時期的1600余萬。對于損失的那4千多萬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戰亂各負一半責任。

這場橫掃整個歐亞大陸，奪走上億條人命的第一場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種疾病呢？學術界已經就此討論了上百年，至少提出過6種理論：天花、傷寒、瘧疾、流感、霍亂、肺結核。不過，由于古人對病情的描述不像現代醫學用語那樣精確，所以迄今還難以得出結論。也許上述各種疾病兼而有之，也許是一種尚未被現代醫學所知的流行病。

面對這來勢洶洶的疫情，漢靈帝曾經嘗試利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控制，不過他根本無法制訂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疾病預防和治療方案。官員們幾次到民間察訪疫情，散發醫藥，但卻無法收到什么效果。本書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馬融的才女馬倫，也在公元184年“寢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幫不上忙，人們就只得求助于良醫或神仙。

就像亂世出英雄一樣，大疫也出良醫。東漢末年，中國出了二位享譽千年的醫學宗師，他們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傳奇。最離奇的是：他們本來都是官迷，并不想以醫學為職業，只是在官場碰壁之后，才勉強投入治病救人的事業之中。其實，中國古代的大部分名醫都經歷過這樣痛苦的思想斗爭：他們原是知識分子，堅定地信仰“學而優則仕”，但總不能在官場施展抱負；而在改行從醫后，由于有優良的文化修養，他們對古代醫書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一般的醫生，再通過勤奮的不斷實驗，因而成為一代名醫。

公元2世紀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樂部總經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剛成年不久的年輕老鄉，因為弄到了南陽郡的孝廉名額，所以準備入朝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長時間，最后下斷語說：“你考慮問題精密嚴謹，可惜觀點與現在的主流差得較多，別人很可能認為你的格調不高。這樣看來，你想在官場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難啊！現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從醫，必能成為一代名醫！”這個年輕人聽了何颙的意見，不以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為長沙太守，高高興興地上任去了。可是沒過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職回鄉。到了南陽郡，只見病死者白骨蔽野，慘不忍睹。這時，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議，于是虛心向南陽郡的名醫張伯祖請教醫術，后來終于超過老師，成為曠世“醫圣”。

這位與何颙同鄉的名醫姓張，名機，字仲景。作為那次大瘟疫的寶貴經驗總結，他的《傷寒雜病論和《金匱要略至今仍被奉為最偉大的中醫經典之一。在這兩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傷寒”與“霍亂”兩種流行病，但從該書內容看來，這兩個概念和現在流行的西醫疾病分類定義完全不一樣，所以難以由此判斷當時的瘟疫種類。

大約與張仲景同時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國譙縣，也出了一位名醫——華佗。他的事跡同樣有趣，但由于和本書主旨沒有什么關系，所以就不多談了。

在那個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醫學界欣欣向榮之外，宗教界也呈現出了異彩紛呈的繁榮景象。漢靈帝時期，張仲景和華佗等名醫都尚未出道，嚴重的經濟危機又令眾多貧困患者無力求醫。他們此時唯一的選擇，就是祈求神靈的保佑。當時，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識較強，影響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與和尚極少深入占東漢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鄉間，那里自然就成了新興民間宗教的天堂。

由于錯誤地將釋迦牟尼當作越過秦國西行的老子，東漢人普遍把佛教視為道教的一個支派，以為兩種宗教之間沒有根本的區別。在佛教的影響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強烈，在東漢末年又產生了兩個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經典《太平清領書而得名。這部書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謂的《太平經。此經本名《素書，只有2卷，后來經多人增補，才達到了如此龐大的規模。早在漢順帝在位時期，就有人將它獻給朝廷，但是沒有得到重視。隨著大瘟疫的流行和經濟危機的加劇，該書突然在民間流行起來。

《太平清領書內容復雜，不易分析，但有2個突出的特點：一，它宣揚“人無貴賤”的平等思想，反對貧富分化；二，它的語言簡明易懂，很少用生僻怪字，也較少引經據典，以說理為主，與當時流行的富麗堂皇文風不同。這2個特點都說明，該書作者的文化程度有限，甚至連《莊子都未必通讀過，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肯定不曾上過太學，而且極有可能接觸過佛教，因為反對貧富分化和語言簡明易懂都是早期佛經的特點。由于《太平清領書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新鮮思想，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成功經驗，所以能在民間取得異乎尋常的廣泛影響，而太平道也很快成長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成功的宗教團體。

在主要領導人——祖籍冀州巨鹿郡的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領導下，太平道的活動范圍迅速擴大到整個華北和華東地區，而華西的雍、益二州則成為五斗米道的地盤。張陵和張衡父子領導的五斗米道因對信徒收五斗米入道費而得名，這顯然也是在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它的教義比太平道簡單，主要依據老子的《道德經，但是忌諱和規矩更多，例如禁酒和禁止殺生等，所以暴力色彩很少。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吸引力主要體現在2個方面，即入道后可以享受免費食物和免費醫療。免費食物都來自信徒的捐贈，入道者聚在一起吃大鍋飯，保證吃飽，但是不許多吃或偷拿。免費醫療實際上是一種巫術，神職人員手持魔法木杖，患者向他磕頭懺悔，然后喝“符水”，也許是用某種草藥熬成的湯，用以增強人體抵抗力。如果此后患者的病情好轉，神職人員就贊揚他已經誠心信道了，否則便說他還沒有信道，需要繼續修煉。

公元177年，也就是漢靈帝北伐鮮卑慘敗的那一年，張角兄弟及其主要弟子八人已經在社會上傳教十余年，信徒數十萬，廣布于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組織規模太大，就容易觸犯漢律。漢律嚴格限制民間群眾性活動，規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而且實行永久性宵禁，禁止官員和百姓“夜行”和“闌出入關”(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擅自出入關門)。太平道信徒當然不可能不觸犯這樣的法律，但在東漢末年，地方官吏擔心法不責眾，往往知而不言。此前，靈帝已經連續7年大赦天下，犯罪的太平道信徒即便被官府逮捕，也都得到了特赦。司徒楊賜見狀，便與自己的幕僚、那位以前上表罵桓帝的劉陶商議，奏請朝廷以拘拿流民為名，削弱張角兄弟身邊的信徒數量，然后便可逮捕其首領。當時，中常侍張讓、封谞、徐奉等宦官都與太平道有來往(后世信奉秘密宗教的宦官也為數不少)，于是以錄用黨人為由，罷免楊賜，將他的上書封存在檔案館里，不讓靈帝看到。2年之后，司空張濟、衛尉劉寬等官員也上書報告太平道行動不法，仍舊沒有得到回音。

公元183年，已經出任侍御史的劉陶看到太平道的勢力越來越大，張角本人甚至都來到洛陽傳教，感到極大的威脅，于是又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聯名上疏，要求懸賞捉拿張角兄弟。這次，漢靈帝雖然看到了表章，卻因為從未聽說過太平道和張角，感到有些吃驚，就讓劉陶去查《春秋條例。漢朝倡導以儒家思想治國，凡事都要引經據典，所以寫著“圣人之言”、“一字定褒貶”的《春秋被當作帝國的憲法，疑難案件的裁決都要有《春秋案例支持。劉陶翻了很長時間的《春秋，無法找到任何關于民間宗教組織的記載，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這時，張角兄弟已經將數十萬信徒按照地域組織為36方，每方由一名渠帥領導。公元184年初，大方渠帥馬元義組織荊州和揚州的數萬信徒北上，來到洛陽一帶，與河北的張角兄弟取得聯系，又和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宦官信徒約定，準備在三月五日“甲子”那一天同時暴動：張角兄弟攻取冀州首府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鄴鎮東)，馬元義則與宦官攻取洛陽，一舉顛覆東漢政權。為了便于相互識別，他們決定頭戴黃巾，定秘密口號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蒼天已死”又作“蒼天乃死”，是漢末俗語，見于公元170年曹操宗族墓的刻字磚上，顯然是對現實不滿的造墓工匠自刻的；“黃天當立”和馬勉自稱“黃帝”同理，都基于從“五行終始說”推導出來的“代漢者應屬土德，崇尚黃色”的理論；“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則揭示了暴動的時間。這個口號里居然沒有外人難以理解的黑話，說明太平道的組織程度還比較原始。

雖然規模巨大，但張角的事業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首先是起兵的目的不明。太平道的信徒總計不下40萬，加上老弱婦孺更多達百萬，但和全中國人口相比，比例仍然非常小。能夠贏得其他社會集團的支持，才是勝利的關鍵。否則，即便他們拿下洛陽，抓住漢靈帝，政權也長久不了。張角兄弟沒有給全國民眾勾畫一個明確的政治、經濟未來，就連“嚴禁土地買賣”、“平分田地”、“廢止苛捐雜稅”、“不納糧”之類涉及民生的現實口號都沒有，無法證明自己有統治中國的能力，代表多數民眾的利益，在知識分子和職業軍人中完全沒有信徒，單純依靠破產的貧民，注定難以持久。

其次是起兵的時間不當。張角其實早該起兵了，之所以拖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是因為這一天是60年一遇的“雙甲子”：甲子年甲子日。世傳商紂王就是在甲子日被周武王大破于牧野，所以自古以來，在這一天展開軍事行動都被認為很不吉利。但張角偏偏要以周武王自比，既逢雙甲子，又讓信徒四處書寫“甲子”這個暗號，官府自然會提高警惕。

終于，在三月五日前一個月，張角的弟子唐周給河南尹何進上書，告發了張角的計劃。這次，靈帝總算不再執迷于《春秋了，立即派人四處捉拿太平道信徒，處決了馬元義等千余人，又到冀州各地懸賞捉拿張角兄弟。張角被迫命令全國信徒立即起兵，全部頭戴黃巾，人稱“黃巾”，又名“蛾賊”。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張寶自稱“地公將軍”，張梁自稱“人公將軍”。顯然，這三個將軍名號是根據“天、地、人”三統終始循環理論制訂的，由此也可見三統五行學說在東漢民間何等深入人心。

張角兄弟領導太平道起兵后，一時間天下響應，黃巾軍不日便俘虜了東漢的安平王和甘陵王，攻破多座城池，逼近洛陽。同時，張衡(又名張修)也領導五斗米道教徒在漢中起兵，攻打縣城，但是因為實力有限，并沒有取得什么戰果。

在風雨飄搖之中，靈帝匆忙跑到南宮的檔案館里查閱案宗，這才發現，楊賜、劉寬、張濟、劉陶等人早已提醒過自己注意太平道的動向，大為感動，將這4人與偵破馬元義案有功的何進冊封為侯爵。為了拉攏士人對抗黃巾，中常侍呂強建議漢靈帝解除黨錮，立即得到了批準。同時，靈帝又決定封何進為大將軍，指揮全國軍隊圍剿黃巾。

解除黨錮和何進出任大將軍的消息剛傳出宮外，何進與袁紹就立即成了社會的焦點。

當時，袁紹的生父袁逢顯然已經病逝，所以袁紹的叔父袁隗便成為袁家的族長。黨錮可能解除的消息傳來，人們都猜測，黨人領袖袁紹將會立即入朝為官。朝廷大員紛紛邀請袁紹出山，而他卻表示沒有興趣。中常侍趙忠非常不滿，在朝廷上大嚷：“袁本初沽名釣譽，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反而養了那么多死士，不知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這話當然是說給袁隗聽的，他連忙回家找袁紹，告訴他趙忠的話，并威脅說：“你快要讓我家破人亡了！”（裴松之《三國志注·董二袁劉傳注引《漢末英雄記）袁紹只得接受了何進的邀請，并立即獲得后者的高度信任，成為大將軍府里的頭號參謀。何進與何颙同郡同姓，很可能是親戚，在袁紹投靠何進的過程中，何颙應當出力不少。

聽說何進將要出任大將軍，太尉楊賜派幕僚孔融去向何進道賀，何進的手下卻不及時請他進去，也許是沒有收到禮金的緣故。孔融不懂“宰相門前七品官”的規矩，等得煩躁，就奪走自己用于求見的名刺(類似今日的名片，用竹片或木塊制成)，回太尉府去了。何進的部下紛紛要求派刺客殺掉這個不識抬舉的孔融，但何進為了表示禮賢下士，反而向朝廷上表推薦孔融。但此事顯然還是影響到了何進、袁紹與楊賜、孔融的關系，不久后，何進出任大將軍，其異父同母弟何苗繼任河南尹，而楊賜則被免去太尉一職。幾天后，靈帝宣布大赦，正式解除黨錮，太平道信徒也都得到赦免，只有張角不赦。

黨錮令解除后，袁紹先被封為侍御史。當時袁術擔任尚書，地位比侍御史高。袁紹不樂意位于異母弟之下，于是堅決請求把侍御史一職讓給孔融。朝廷無奈，只好改封袁紹為地位比尚書略高的虎賁中郎將，統領禁衛軍。

出任虎賁中郎將之后，袁紹便開始為何進招攬幕僚。在他的示范和勸說下，眾多黨人和名士相繼投入了何進的懷抱，例如荀爽、荀攸、王謙、王允、王朗、王匡、鄭泰、華歆、陳紀、邊讓、桓典、種劭、鄒靖、劉表、蒯越、黃忠、鮑丹、鮑信、陳琳、韓卓、張津、毌丘毅等等，當然還有被何進委任為北軍中侯、掌管北軍五校禁衛軍的何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對何進買帳，鄭玄和申屠蟠兩大名士就不肯屈從。鄭玄被何進邀請到洛陽，一夜之后便逃之夭夭；袁紹多次到申屠蟠家“曉暢殷勤”，“至于再三”（見袁宏《后漢紀·靈帝紀引黃忠寫給申屠蟠的信。信中的“爰中郎”顯然就是時任虎賁中郎將的袁紹），真可謂“三顧茅廬”，申屠蟠卻稱病不出。后來，何進又讓自己的老鄉黃忠再次寫信勸說（《后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說黃忠是申屠蟠的同鄉，錯。《后漢紀·靈帝紀說黃忠與何進同鄉，是正確的。按《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黃忠是南陽人，而何進也是南陽人，申屠蟠則是陳留人。除非漢末有二個黃忠，而且都與劉表共事過，但這種可能性實在太小），申屠蟠還是一字不答。當然，像申屠蟠這樣的老頑固只是個特例，而且也證明了當時的袁紹是多么的禮賢下士，所以他自然能得人心。

在袁氏三兄弟之中，以大哥袁基的宦途最順利。當袁紹慘遭黨錮16年，袁術多年徘徊在“二千石”級別的邊緣時，袁基已經升至了九卿之一的太仆，離“五世三公”只有一步之遙。在族長袁隗看來，這三兄弟里大概也只有袁基最為本分，沒有八卦丑聞和狐朋狗友，宦途最為光明。如果東漢帝國還有前途的話，這當然是最有可能出現的結局。但是，隨著天災人禍的不斷降臨，就連袁隗也得作兩手準備了。袁紹、袁術兄弟相繼執掌禁衛軍，身為司徒的袁隗在其中肯定功不可沒。當黃巾軍已經逼近洛陽之時，他應當非常清楚：決定未來世界走向的，將不再是毛筆和舌頭，而是鋼鐵和戰馬了。

雖然大赦令下達，但黃巾軍的攻勢卻有增無減。顯然，靈帝無法在古書里找到什么對付黃巾軍的辦法，只得緊急召開御前會議。沒想到，他在會上見識了一位比自己還要書呆的大臣——侍中向栩。向栩建議，只要派人對著黃巾軍高聲朗誦《孝經，敵人必定會自動瓦解。靈帝聽后氣壞了，立即命張讓把向栩抓到東漢時的東廠——黃門北寺獄，此人隨即便死在那里。

其實，向栩死得有點冤，因為《孝經為帝國政府武力鎮壓民眾暴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孝經·天子上說，所謂“天子之孝”，就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靈帝有沒有“德教加于百姓”，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不過，“刑于四海”卻正是他打算付諸實施的。在什么情況下，天子有必要“刑于四海”呢？《孝經·紀孝行又給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為下而亂則刑”。張角身為庶人，擅自組織民眾與朝廷對抗，當然是“為下而亂”，理應加重刑了。

看到皇上已經決心武力鎮壓黃巾暴動，皇甫規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便從軍事角度出發，建議靈帝捐出宮中藏錢和西園廄馬，獎勵軍士，靈帝批準了這個意見。郎中張鈞請求靈帝處死十常侍以謝天下，反被宦官誣陷為學太平道，和向栩一同死在監獄里。不過，張鈞的表章還是震懾了十常侍，他們紛紛拿出家財以充軍費，從而加快了部隊的組建速度。

三月底，鎮壓黃巾的漢軍兩路出師：北中郎將盧植、東中郎將董卓、護烏桓中郎將宗員率北軍五校及幽、涼、并、冀4州兵馬，北征河北的黃巾主力；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豫州刺史王允、騎都尉曹操、左軍司馬孫堅、護軍司馬傅燮率三河騎士、豫、青、兗、徐、荊5州兵馬，東征河南黃巾；何進與袁氏三兄弟坐鎮洛陽。

戰爭一開始，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官軍因為物資充足，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還是很快占了上風。六月，盧植、董卓、宗員將張角圍困在廣宗。靈帝聞報后很興奮，派小黃門左豐到前線察看軍情。盧植不肯賄賂左豐，后者就向靈帝打小報告說：“我看廣宗的敵人很容易殲滅啊。盧中郎現在按兵不動，就等著老天來懲罰對手了。”靈帝大怒，下詔將盧植逮捕，又勒令董卓加強攻勢。董卓只好硬著頭皮進攻，結果被張角在下曲陽打得大敗，也遭到革職查辦，河北的戰局一時朝著對黃巾軍有利的方向發展。

但與此同時，皇甫嵩、朱儁、曹操、傅燮的河南方面軍卻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八月，皇甫嵩在殲滅了大部分黃巾軍后移師北上，與董卓的殘部會合，隨即向張角軍撲來。九月，張角再次被圍困在廣宗，并很快像洪秀全一樣死了。十月，皇甫嵩攻破廣宗，殺死張梁，將張角剖棺戮尸。一個月之后，皇甫嵩又攻陷下曲陽，殺死張寶。至此，由太平道領導的這場黃巾大暴動在9個月內便宣告失敗。但就像大地震之后必然還有余震一樣，黃巾運動并未完全停息，此后又曾發生過多次影響力較小的黃巾暴動。

戰勝黃巾軍之后，王允在張角的文件中發現了中常侍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的信函，立即上報朝廷。靈帝大怒，痛斥張讓，但又不予懲辦。張讓由此恨王允，后來數次將他陷于死罪，賴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聯合力保，才得以免死。能夠把王允與何進、袁隗、楊賜三人聯系起來的，當然非袁紹莫屬，難怪王允后來會對袁紹忠心耿耿。

關于黃巾暴動的過程，袁宏的《后漢紀再次向我們提供了與《后漢書截然不同的版本：唐周(唐客)上書告的只有張角兄弟，沒有馬元義；張角于二月起兵，漢軍隨即東征，馬元義見洛陽防備空虛，這才策劃在五月乙卯日暴動；盧植一介書生，本不是張角的對手，把張角包圍在廣宗的主將是董卓；《后漢紀說朱儁討黃巾時的軍師是蔡邕，而《后漢書說蔡邕當時正在揚州流浪……如此等等。區區一年之內的事件，竟然就有這么多種不同的說法，足見漢末歷史的復雜程度。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并沒有參加過對張角兄弟的討伐。當時，劉備年僅24虛歲，關羽、張飛大概都未成年。3年之后，他們才參加了公孫瓚、鄒靖的軍隊，攻打張純叛軍和青州黃巾。

聽說黃巾暴動已經被皇甫嵩迅速平定，靈帝喜出望外，立即將這一年改元為“中平”，意為“實現中興”和“恢復太平”。其實，更大的混亂還在等待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