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觀湖樓的員工只知道這兩個人是鄧處長和吳參謀。”王見剛在一旁補充說道，“對兩個人的全名和究竟在什么單位任職并不清楚。”王見剛在一旁補充說道。

“那你怎么知道觀湖樓員工嘴里的鄧處長和吳參謀就一定是鄧興農和吳文軍？”林江北問道。

“因為我帶去了從戶籍室里拿到的照片。”王見剛說道，“在對觀湖樓員工進行隔離的單獨審問中，有四名員工都從我帶過去的照片之中準確的指出了鄧興農和吳文軍的照片，說他們昨天晚上到過觀湖樓。”

林江北點了點頭，既然是在隔離的單獨審問中有四名員工都辨認出了鄧興農和吳文軍的照片，并且都曾在昨天晚上見過這兩個人到過觀湖樓，那么基本上可以坐實昨天晚上鄧興農和吳文軍確實到過觀湖樓。

“那么觀湖樓的這四名員工有沒有談到過他們之前有到過觀湖樓去過嗎？”林江北繼續問道。

“之前也經常過去。”王見剛回答道，“據那四名員工交代，他們見到鄧興農的次數要多一些，吳文軍偶爾也會跟著鄧興農一起過去。”

“那除了鄧興農和吳文軍之外，防空司令部其他幾名能夠接觸到防空工事圖的成員，有沒有人去過觀湖樓呢？”林江北又提出了一個問題。

“這個目前還無法確定。”王見剛回答道，“但是至少觀湖樓里的員工在辨認過照片之后，并沒有誰記得其他人曾經去過。”

林江北又低頭看向手里另外一份名單，這是省電話公司提供的安裝電話的名單，從名單上來看，能夠接觸到防空工事圖的成員當中，除了保安處參謀部的參謀吳文軍和筧橋中央航空學校飛行科書記石東強兩個人之外，其他幾個人的住宅都安裝有電話。

那么根據這兩份名單劃出來的交集，顯然防空情報處處長、省保安處參謀主任鄧興農就是他們要找的目標。

“周校長、督察長，從這兩份名單來看，我們應該立即對鄧興農采取行動啊！”林江北說道。

杜成虎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說道：“談何容易啊！”

“為什么不容易？”林江北驚奇地反問道。

“因為鄧興農是省保安處長徐鐵成的親信，而徐鐵成這個人，極其護短不說，對我們情報處的工作也是從來不買賬的。”杜成虎說道。

什么？對情報處的工作不買賬？

林江北吃驚地瞪大了眼睛。

在他的印象中，段先生把控下情報處一向是令軍政警情系統膽寒的力量，任你官職多高，面對著情報處的特工人員也只有唯唯諾諾的，怎么到徐鐵成跟前就變成了例外？他一個省保安處的處長，雖然掌握著全省保安團的力量，但是就是那些正規軍的大佬也都要賣段先生的面子，徐鐵成一個掌握地方保安團的處長，就敢不買情報處的帳嗎？

杜成虎望了周鳳山一眼，見周鳳山沒有表示出什么反對意見，這才又扭頭繼續對林江北說道：“本來這件事情不該現在對你說的。但是考慮到你以后要到杭城站來工作，會經常跟省保安處的人員打交道，我還是把中間的曲折先給你講述清楚，省得你以后不小心闖出什么禍端。”

原來，徐鐵成這個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的來頭大不一般。

民國時期，尤其是1927年之后國民政府將首都確定在南京之后，浙江省在中國政治版圖的地位，可遠比林江北上一世的時候更為重要。

因為毗鄰江蘇，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中心地區，加之又領袖常校長的家鄉，所以浙江一向被視若京畿重地，而杭城作為浙江省的省會，自然更是重中之重。所以統轄著浙江省保安處處長的地位也遠比其他省份的保安處處長更為重要。

具體到徐鐵成本人，他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就跟領袖常校長是拜把兄弟，不僅常校長一直把他當做子侄來看待，而且他和常校長的大公子兩個人之間也情同手足，堪稱莫逆之交。

在到浙江省保安處出任處長之前，徐鐵成一直跟在常校長身邊，先后擔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上校科長、國民政府警衛團團長、領袖侍從室參謀乃至侍從室少將侍衛長。

徐鐵成以這樣的履歷到浙江省出任省保安處處長，自然不是得罪了常校長被流放，而是常校長把他放到浙江來看護自己的家鄉。所以徐鐵成甚至連浙江省省府主席王紹洪的面子都不買，不但從來不出席省政府會議，甚至曾經當面指著王紹洪呵斥道“你算什么東西”。

有了這樣的背景，徐鐵成對令其他軍政大佬膽寒的情報處處長段逸農不買賬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過呢，徐鐵成對情報處、對段逸農不買賬，卻并不是恃寵而驕，而是起源于他與段逸農之間的一段公案。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鐵成還在領袖常校長身邊擔任侍從室侍衛長的時候，段逸農征得領袖常校長同意，在侍從室下面成立了一個偵察班、一個警衛班，每個班都是15個人，30人均由情報處抽調，專事“護衛領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農搞的偵察、警衛兩個班，用現在的話說，屬于“雙重領導”，在業務上，服從于侍衛長徐鐵成的指揮。但在編制上，人員仍隸屬于情報處，工資也從情報處領，只是從侍從室領點津貼、補助、服裝費什么的，基本上相當于段逸農給侍從室義務打工。

但是在段逸農來說，當然不會干賠本的買賣，之所以這樣做，第一，保衛領袖常校長的安全，本就是情報處處的職責；第二，侍從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長身邊安上自己的人，隨時報告消息，心里踏實。

因此，段逸農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盡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黃埔軍校的同學和“浙警”正科畢業、又經杭訓班訓練出來的精銳，也就是林江北的師兄了。

與此同時，段逸農征得徐鐵成的同意，還從特務處推薦了三個軍校同學作為正式的“侍衛官”。這三個侍衛官與偵察班、警衛班一起，成了常校長內外圍都有警衛的生力軍，這樣段逸農不但達成了護衛常校長的夙愿，又有忠貞有為的干部，日夜隨侍保護常校長之安全。”

這樣一來，段逸農是合適了，但從派過去那些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

侍從室是一個很大的機構，負責的工作很多，其中專事安全的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衛官”。由于偵察班和警衛班是在侍從室的“體制外”運行的，因此在侍從室的花名冊當中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侍衛官”的名義，更談不上軍銜、職務等等。薪酬也不一樣，正式的侍衛官，工資比偵察班和警衛班的人員多兩倍。

人事管理是有其規律的，無論什么時代，任何一個單位，如果其內部的人員身份和待遇不同，時間長了，都會出問題。何況是“護衛領袖”這么大的事，大家承擔的責任是一樣的，身份卻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資收入還差了一大塊，擱誰也得有想法。

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偵察班和警衛班等人給徐鐵成留下的印象不錯，于是徐鐵成打算把這批干部據為己有。同時，應該說這也是解決“體制”不順的一種措施。

經徐鐵成與侍從室的德國顧問司脫乃斯商議，拿出了一份“收編”計劃：

第一，在體制上，把偵查、警衛兩個班全部納入侍從室的正式編制，等于是說這30個人從此跟情報處沒有關系了；

第二，在待遇上，兩個班的人員一律授以軍銜，其中，偵查班的全體人員，不論軍校還是警校畢業，也不論期別、年功，一律授以上尉軍銜，稱“侍衛官”；警衛班人員，由于承擔的任務相對比較單一，則授予少尉軍銜，稱為“特務員”。

事先，徐鐵成給段逸農發電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報常委員長核辦”。

對于偵察、警衛兩個班的成員來說，這份“收編”計劃一旦實現，他們就可以“搖身一變”，以“國民革命軍”軍官的面目出現，當然好了，甚至可以說這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大好事。

可是誰曾想正在這個當口上，段逸農安排在偵察班書記做出了一件誰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報段逸農，稱：“偵、警兩班是處座苦心訓練的精華，如被他人吸收，將對團體影響甚大，請考慮婉拒之。”

段逸農聽了覺得有道理，于是“電覆宣侍衛長予以婉拒”。

徐鐵成本是好意，想讓這些特務上上檔次，結果偵察班的書記這樣一來，這點“意思”全變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段逸農的手下，一個個的怎么都這樣不識抬舉，給臉不要臉，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時，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段逸農保薦的兩名侍衛官“因看不慣侍衛室同仁的所作所為”，給領袖常校長寫了一封告狀信，結果這封告狀信落到了徐鐵成的手中。

兩件事合在一塊，徐鐵成大怒，當即把段逸農找來大發脾氣。

段逸農身為情報處處長雖然深得常校長的信任，但是在被常校長當成親子侄看待徐鐵成面前卻不夠看，加上徐鐵成又是黃埔一期出身，算起來是段逸農的軍校學長，因此說話毫不客氣：“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薦進來的人又專打小報告，原來你的人不是來護衛領袖，而是來打我們小報告的。”

最后的結果段逸農不但不得灰溜溜的把他推薦過去的三名擔任侍衛官的軍校同學調走，而且還和徐鐵成結下了梁子。

把這段公案講述完畢之后，杜成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江北，你說我們現在要去動徐鐵成最信任的心腹鄧興農，徐鐵成會不會配合我們？”